□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贾平凡
极端主义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去年拜登政府就任前夕的“冲击国会山”事件、今年中期选举前夕的暴力袭击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私人住所等事件均表明，美国极端主义和民主异化两个问题相互关联、彼此强化，并在一系列政治暴力现象中集中体现出来。美国一直标榜其政治民主的本质是“自由”“多元”与“包容”。然而，在极端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美式民主正在与之渐行渐远。《纽约时报》评论称，近5年来，美国由右翼极端主义催生的政治暴力事件呈现急剧增加态势。美国国土安全部曾多次警告，由白人至上主义和其他右翼意识形态驱动的国内极端主义，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恐怖威胁”。
本土极端主义成为新威胁
美国连线杂志网站近日刊发题为《不确定感、社交媒体和美国的激进化》的文章称，全美各地都有迹象表明，美国民众正变得更加激进。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出现各种暴力活动激增、“匿名者Q”组织崛起、反犹太主义加剧等乱象。在其他许多西方国家，极端主义已在某种程度上抬头，这种趋势在美国异常明显。
今年9月11日，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表示，自“9·11”事件发生以来的21年，美国面临的威胁已经从来自外国恐怖分子转变为来自国内暴力极端分子。他指出，在过去几年里，国内极端主义成为美国的新威胁。本土极端分子不仅包括受外国恐怖主义影响而思想激化的人士，还有因为仇恨、反政府情绪、相信网上虚假信息以及个人不满而走上极端化的美国人。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对1994年1月1日到2021年12月31日在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显示，2020年和2021年为恐怖袭击和预谋袭击数量最多的两年，创历史新高。其中，发生在游行期间的恐怖袭击和预谋袭击远高于往年。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纽约市、洛杉矶市、华盛顿特区等大城市成为本土恐怖主义的热点地区。
华盛顿智库“新美国”统计报告显示，从“9·11”事件后至2022年5月，美国极右翼分子袭击致死人数超过了“圣战”分子袭击致死人数。报告指出，美国如今的恐怖主义问题已经是“土生土长”。
“美国极端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宗教保守主义和政治上的反国家主义，但是它们万变不离其宗，核心始终是对平权运动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反动，主张维持少数‘白人’及其文化的优越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肖河对本报记者表示，极端主义是损害美国社会治理成效的痼疾，也是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一方面，受极端主义梗阻，美国联邦政府的很多社会治理政策得不到有效推行。面对州、地方和社会层面的抵制，美国联邦政府也往往缺少与之斗争的决心和政治资本。另一方面，由于极端主义的存在，在控枪、妇女权利等重要的政策议题上，美国社会很难形成共识，很多社会治理议题处于长期搁置状态。
“近两年，围绕总统选举、种族歧视、枪支暴力和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很多大城市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给极端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美国大城市的游行示威中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明显增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中心副研究员邵育群对本报记者表示，近两年，美国国内极端主义呈现出新特点。之前，极右势力所谓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极端主义思想在美国国内非常猖獗。现在，极左势力的极端主义思潮也在迅速上升，包括无政府主义、反法西斯主义、暴力环保主义等。极左和极右两股力量冲突愈演愈烈。因为极右势力通常支持枪支自由、反对枪支管控，在极端主义思潮的裹挟下，枪支暴力犯罪数量明显上升。此外，极左和极右两股极端主义力量又同时反对美国政府、军队和执法机构。
今年8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突袭“搜家”后，民主、共和两党及双方支持者激烈对抗，甚至发生了针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暴力事件，“内战”一时间成为美国社交网络热词。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说：“大量迹象表明，美国民主陷入险境。”
多重因素助长社会不满情绪
“极端主义在美国加剧有短期和长期两方面因素。”肖河分析，短期因素是“9·11”事件后，美国为了塑造所谓反恐战争的合理性，大力渲染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美国的威胁，推高了美国社会的排外恐外心理，也恶化了美国社会同外部特别是伊斯兰社会的关系。长期因素是“9·11”事件发生后，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仍在持续。这些社会不满情绪很容易被既有的极端主义思想俘获和利用。
美国连线杂志网站报道称，为了更好地了解美国极端主义，有必要了解谁在被激进化。被激进化的主要是右翼极端主义者，但右翼极端主义者涵盖了许多不同的群体和与之接触的形形色色的人。不仅是那些加入“骄傲男孩”或“誓言守护者”等民兵组织的人，还有那些看似普通的人，他们迷信“匿名者Q”组织或其他阴谋论。研究表明，在2021年冲击国会大厦的人中，约90%不属于民兵组织或其他极右组织。
许多人是企业主或普通劳动者。
J·M·伯杰是一位专注于极端主义的作家和研究人员。他表示，过去10年左右，技术的快速变化、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的重大转变、新冠肺炎疫情等，都让许多美国人感到无所适从，造成了极端主义盛行的局面。
美国连线杂志网站报道称，社交媒体还让人们更容易变得激进，因为他们可以很容易找到与其有相似极端观点的人和很乐意邀请他们加入组织的人。
据美联社报道，一项由皮尔逊研究所和美联社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共同发起的民调显示，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美国人均表示，虚假信息正在加剧美国政治极端主义和仇恨犯罪。
肖河认为，近年来，随着美国极端主义政治力量抬头，美国社会开始加速朝着司法极端主义和暴力激进主义两个方向演化。前者是将司法机构特别是最高法院打造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大本营，将最高法院高度政治化，试图以司法权迫使美国社会向右转。后者则是主张以暴力推翻现有美国体制，重新建立能够贯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新政治架构。特朗普在2020年败选后，其支持者冲击国会，宣扬否认大选结果及近期在社交网络上说的“中止宪法”……均带有暴力激进主义特点。
难从根本上消除极端主义
为应对本土恐怖主义威胁，美国政府去年公布了首个反本土恐怖主义国家战略。战略特别指出，因为种族、宗教仇恨和反政府、反权威思想催生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在加大。今年初，美国司法部成立了新部门专门调查本土恐怖主义。
“自平权运动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和自由派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打击极端主义。客观地说，这些行动取得了一些成效。各类极端主义政治力量不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是始终面临着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司法机构的监控。”肖河认为，近年来，特别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更是加强了对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传播的限制，包括推特、脸书在内的大众传媒企业都加强了对信息内容的审核审查，特朗普的推特账号一度也因此遭到封禁。但是，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极端主义的土壤。此外，不少措施借助的是大企业而非政府的力量来实施，这又反过来引发了新的合法性问题和美国社会一部分人的逆反情绪。
“美国极端主义已蔓延至主流社会，以往的防范手段也已经过时而不再奏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发美国大学极化和极端主义研究与创新实验室负责人辛西娅·米勒·伊德里斯的文章称，在“9·11”事件后的20多年里，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方式是集中于执法和情报方面的准备，专家们专注于在边缘团体实施暴力之前对其进行瓦解。这种“创可贴”式的方法已不适合打击现代极右极端主义，因为它已经远远超出了边缘团体的范围，进入了主流。
“‘冲击国会山’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遏制极端主义的措施，包括对前总统特朗普的起诉等，但是明显是不够的。”邵育群分析，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两党和国会，在民众中的信任度都处于较低状态。受政治极化影响，种族政策、边境管控政策等公共政策讨论都很容易被炒作成阴谋论，导致极端主义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此外，受网络虚假信息和信息茧房的影响，极左和极右两股势力无法有效沟通和相互理解，反而在互相碰撞后进一步强化了双方的对立。
“极端主义还将在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力量特别是共和党的庇护下继续存在，发挥替后者实现思想和政治动员的作用。”肖河认为，在美国国内政治斗争激化的背景下，这些极端主义力量还可能会向2021年初一样出现局部“失控”，再次发生冲击国会之类的重大事件。但是在本质上，极端主义本身是没有出路的，其所希望的“重建”反动政治文化和政治体系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其只能扰动而不能决定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方向。
“现在，美国政府暂时还没有找到足够好的办法解决极端主义问题。这股思潮和力量对美国政治的冲击甚至重塑将是长期的，其植根于美国经济和社会的中长期结构性变迁中——尤其是经济结构虚化、社会贫富分化和族群矛盾深化，因而有着深厚的国内政治土壤。可以预见，极左和极右两股力量互相冲击，极端主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继续发展。”邵育群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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