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七师1927年7月以前入党的党员名单。 王培杰供图
【编者按】
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上，河北大地上的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智慧和汗水，在这幅世纪长图上镌刻下他们的初心和使命。这些不同年代、不同战线的先锋，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河北日报今起推出系列深读报道“红旗谱”，希望通过解析党史上一份份河北党员名单，刻画他们的奋斗姿态，呈现其精神之光华，汲取前行的力量。
阅读提示
在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基层建党工作中，知识分子是一股特殊的力量。他们深入农村，积极领导和参与农民运动，使马克思主义迅速实现了本地化。
创立于1923年的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河北省立大名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大名七师”）就是其中贡献卓著的一所。
在位于今天邯郸学院大名分院的直隶省立第七师范纪念馆，一份珍贵的大名七师1927年7月以前入党党员名单，就见证了大名七师这个基层党组织从建立到发展的艰难历程。
直隶省立第七师范校门。 直隶省立第七师范纪念馆供图
一份紧急来信
引出的党员名单
位于邯郸学院大名分院的直隶省立第七师范纪念馆，有一份珍贵的党员名单。这个名单上，详细记录着大名七师1927年7月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42名党员的姓名、性别、籍贯、入党时间以及在校职务。
民国时期的河北，全省共有16所师范学校。大名七师的党团组建立得并不算最早，但这份党员名单却弥足珍贵。
“大名七师被誉为‘直南一个革命的策源地’，她于1926年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是直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党的干部的一个重要阵地。这份党员名单，就见证着大名七师党组织从无到有、由点到面逐步发展壮大的艰难历程。”纪念馆副馆长王培杰介绍。
这份党员名单，源起于一封深夜紧急来信。
1926年10月的一个夜晚，3天之后将离任的大名七师英语教师冯品毅，收到了学生赵纪彬和刘大风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如能介绍我们入党，则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师长……”
冯品毅，大名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外语系毕业。曾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其后加入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夏秋之交，受大名七师校长谢台臣邀请，26岁的冯品毅来此任教。他编写新教材，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组织发起读书会，吸引了一大批进步学生向党组织靠拢。
但因党组织工作安排，他即将离开这里。
读罢来信当晚，冯品毅就介绍赵纪彬和刘大风，以及他们的同班好友李大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李大山只有17岁，赵纪彬和刘大风21岁。第二天，学生成润、吴益普也入了党。
其后，在冯品毅的帮助下，大名七师接上了组织关系，秘密建立起党团两个特别支部，刘大风任党特别支部书记，成润任团特别支部书记，大名七师党团组织正式诞生。
在党的领导下，大名七师党组织发展迅速，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发展党员31名，连同在校外加入中共党组织后到大名七师工作和学习的党员师生，校内1927年7月以前入党的中共党员共有42名。
“一所远离大城市的中等师范学校竟有42名党员，这在当时全国并不多见。根据中国共产党各时期人数统计表记载，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全国党员尚不足10000人。”王培杰解释道。
这份党员名单的珍贵不止于此。
“到放寒假前，我们在‘七师’已发展党团员10多名，有大名县的解蕴山、裴志耕、曾则西；南乐县（今属河南濮阳）的石仙洲、朱子欣、李渭川、王师韩；长垣县（今属河南新乡）的郭仪安；巨鹿县的李亚光；还有吕鸿安、李青阳等人……放寒假时，我们开会布置了工作，要求党员在农村向农民宣传和发展党的组织，我在南乐家乡佛善村发展了刘峰同志……”针对大名七师党组织的快速发展，刘大风曾这样回忆。
透过这段回忆，基层党组织发展的脉络清晰显现：在这里，基层建党工作不再单纯依靠党的精英分子，而是开始借助本土学校师生等大批农村知识分子。正是他们深入农村，推动马克思主义迅速实现了本地化。
北有二师（保定）、南有七师、中有八师（正定）……在中共建党初期，燕赵大地上涌现了很多这样的红色院校，大名七师是其中贡献卓著的一所。
到1930年春，大名七师党团员师生和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等成员加在一起，已约占全校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在校外，大名七师党员先后在大名（含今魏县）、南乐、沙河、磁县等20余县创建党的组织，点燃了直南燎原的革命烈火。
学校领导班子
几乎都是党员
在邯郸学院大名分院的校园里，矗立着一方汉白玉纪念碑。石碑所纪念的，是大名七师第一任校长谢台臣。刘邓大军南下路过大名时，刘伯承、邓小平等曾专门凭吊过这方石碑，称赞谢台臣是一位“革命教育家”。
在大名七师1927年7月以前入党党员名单上，谢台臣的入党时间不是最早的，但他却是大名七师红色历史上不能不说的一个人。
谢台臣，生于1884年，1902年考中秀才，1912年从直隶省保定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保定、大名、天津等地教书，1921年当选为直隶省议会参议员，后被委任为大名七师首任校长。
在这里，他致力于教育改革，十分重视延揽进步人才，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并提出了“以作为学”“师生打成一片”等一系列进步的教育主张。在他的倡导下，《独秀文存》《呐喊》等进步书籍成为大名七师师生的必读之物，对师生思想觉悟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而他本人也在此过程中，完成了由具有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的开明知识分子向共产党人的转变。
1927年初，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大名七师教师、当时的中共大名特支书记李素若向谢台臣提出了一个建议：不直接发展本校教职员加入共产党，而是请谢台臣等德高望重的教师先加入国民党，再行过渡。
谢台臣当即明确告诉李素若：“我革命半辈子了，要加入就加入共产党，我的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六万人骤减到一万多人。
正是在腥风血雨的1927年4月，43岁的谢台臣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与校长谢台臣同时毅然入党的，不仅有年轻的学生，还有大名七师的几乎整个领导班子——教务主任晁哲甫、训育主任王振华、总务主任高韶亭……
从此，党掌握了学校领导权，为大名七师成为直南革命的一个策源地铺平了道路。
其后，大名七师又从北大、北师大、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邀请20多位中共党员、进步知识分子来校任教，他们中，有1925年入党的李梦龄、王冶秋、原政庭，有1927年入党的张苏、张友渔……在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之下，大名七师党组织非但没有被扼杀，反而日益壮大。
1926年10月入党的学生吴益普，1927年1月入党的职员解蕴山……在1927年7月以前入党的大名七师42人名单上，有4位党员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其中，还有冯品毅直接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李大山。
自1926年入党，李大山不仅参与了中共大名县特别支部和大名中心县委的创建，还奉上级党组织指示，以参谋和秘书的身份打入当地农民民团组织“红枪会”内部，做争取和联络工作，并先后在河南濮阳以及井店、温邢固等十几个村庄建立了夜校，创办了农民协会，并建立了党支部。
大革命失败后，李大山两度被捕，牢狱生活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但他仍在狱中坚持写下了3万余字的理论文章，由大名七师地下党油印，在进步师生中广为流传。1938年，年仅29岁的李大山因病去世。在直南早期革命的岁月里，同样献出生命的还有李大山的同胞兄弟李亚山，牺牲时年仅24岁。
从42名党员到
200多位职业革命者
自大名七师党团组织正式诞生，革命的力量迅速在大名七师校内外积蓄壮大。
在校内，到1930年上半年，全校师生员工中，有100多人成为中共党员、共青团员，连同“反帝大同盟”等党的外围组织，革命力量占全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在校外，从大名七师走出来的中共党员深入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先后在大名（含今魏县）、馆陶、成安、巨鹿、南和、沙河、磁县等20余县创建党的组织，掀起各种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农民、盐民、工人（矿业、瓷业）斗争。
“荮货钱一吊，双扣底二百六，银元又多算一吊多，剩下十来吊钱……血汗挣来几个钱，却被他们强取豪夺，没法子才叫咱们把车搁……”这是磁县小车社编发的第一份传单《敬告民众书》。
1932年彭城（原属磁县，现属邯郸市峰峰矿区）大旱，运瓷工人激增，窑主和瓷商趁机盘剥运瓷工。在直南党组织的领导下，当地群众成立了小车社，制定了行动纲领，并印发了《敬告民众书》，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罢工，终获胜利。这次斗争的胜利，直接影响并推动了六河沟、西佐、峰峰煤矿工人，彭城瓷业工人和农村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斗争以及秋收斗争，也使当地党组织有了新的发展。
大名七师毕业生王维纲，就是这次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王维纲，1923年考入大名七师，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直南党史上，这是一位颇为传奇的人物。
从大名七师毕业后，王维纲在磁县一带积极开展党的活动，1932年8月，他担任磁县暴动总指挥，因计划泄露当场被捕，被关押在磁县和北平监狱内四年之久。虽然当局三次判他死刑，王维纲却始终坚贞不屈，在积极提起上诉的同时，还在狱内发展党组织，为越狱争取时间和机会。
1936年7月27日中午，就在当局将要对他执行死刑的前一天，王维纲在中共北平市委的关怀和狱内同志的支持下，从监狱三楼平台纵身跳至隔壁的洋行汽车房房顶，越狱成功。国民党报纸曾用特大标题报道了这个罕见事件，并向全国下达了通缉令，悬赏捉拿王维纲。陈赓曾夸赞王维纲是“越狱大王”。
“王维纲的成长轨迹正是大名七师党组织向直南大地扩散延伸的一个缩影。”邯郸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研处处长成少丽指出。
直南党组织的创建，从区域上讲，大体有四条主线，即大名、磁县、邢台、隆平（后与尧山县合并为今隆尧县），在邢台中心县委成立之前，这些地区各为党的活动中心，区域联系较弱。“大名七师党员学生和党组织的活动，加强了这些区域之间的党组织联系，成为直南中共党组织在极其艰难环境下仍能发展和壮大的最直接原因。”成少丽解释。
濮阳沙区的革命斗争、磁县运瓷工人的革命斗争、濮阳盐民的革命斗争、魏县蔡小庄农民暴动……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战爆发，在直南农民革命运动中，到处活跃着大名七师学生党员的身影。
“七七”事变后，大名七师毁于日寇战火，学校不复存在，然而大批爱国师生却从七师踏上了革命战争的新征程。
冯品毅直接发展的第一批学生党员刘大风，大革命时期曾受党组织委派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直接聆听毛泽东同志讲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抗战初期，正是他亲手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直南第一支革命武装，初步开创了直南豫北抗日游击的新局面。
教务主任晁哲甫，回到家乡河南清丰发起组织“抗日救国会”等抗日团体，将全县1200多人的民团改造成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后来成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领导人之一。
1927年1月入党的解蕴山，积极组织抗日救亡团体，于1938年建立了大名县第四区抗日自卫大队和抗日民主区政府，并先后任魏县县长兼大队长，冀南一专署专员等职。1943年牺牲在反扫荡斗争中，时年38岁。
越狱成功后赴延安学习的王维纲，被中央派遣回直南开辟抗日根据地，他组建了八路军先遣队，粉碎了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九路围攻的战役战斗，对创建冀豫边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从吾、平杰三、裴志耕、铁瑛、刘汉生、成润、白映秋、刘镜西……
从1923年到1937年，大名七师共招收20个班次、915名学生，在他们中先后产生了200多位职业革命者，有40余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河北日报记者周聪聪）
记者手记
一个党员就是一颗火种
在此次寻找党员名单的过程中，我们还找到了一份河北各市县第一个中共组织的名单，循着这份名单，我们解读出河北早期基层党组织的一些特点。
河北党组织建立早、覆盖广。
1922年春，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成立；1922年6月，中共张家口铁路工人小组成立；1922年9月，中共山海关造桥厂小组成立……到1925年，河北东部的唐山、秦皇岛，北部的张家口、热河、察哈尔，中部的保定、衡水、石家庄，南部的邯郸、顺德（邢台）均有党组织分布，党组织和党员已经遍及全省主要地区。
“河北是全国建党比较早的地区之一，因为河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故乡，又毗邻北京，在党的创建时期，李大钊便把河北作为北方党组织的基地。”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三处处长阎丽介绍。
早期党组织人员构成广泛。
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由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邓培创建，党组织成员阮章、许作彬等也是该厂工人，随后建立的中共张家口铁路工人小组、中共山海关造桥厂小组、中共石家庄特别支部等，成员也多是来自河北的矿山、纺织、铁路、码头等近现代工业企业的工人。
全国最早建立的农村党支部也出现在河北——受李大钊的指派，在北京一所学校任教的弓仲韬回到家乡安平县台城村后，于1923年10月，建立了中共安平县台城村特别支部。
1925年7月，直隶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王志远秘密发展本村村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博野县第一个中共支部——小庄头村支部，支部书记由农民党员直接担任。
此外，名单上还有很多早期基层党组织是在学校创建的，如1924年冬建立的乐亭中学支部；1924年12月建立的中共直隶省立第七中学支部；1925年8月建立的中共直隶省立第十二中学支部等。
早期党组织组织领导的革命运动规模大、影响大。
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北段工人大罢工，全国闻名；玉田农民暴动，在北方打响了武装反抗军阀的第一枪；完县、磁县、灵寿、高阳、蠡县、冀南……一次次农民暴动风起云涌，在中国北方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河北早期党组织和党员展现出了顽强坚决的党性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1927年8月，顺直省委（1930年12月改为河北省委）在天津成立。处于白色恐怖下的省委组织，在近8年时间内，遭到6次大破坏，经历21次调整。
河北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扎实工作，影响深远。
自1924年建立了中共党支部，著名的“保二师”（原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党团员深入河北53个县的农村，先后在29个县建立了党支部。
1931年8月平山县第一个中共党组织——霍宾台支部委员会诞生，平山逐渐成为一片革命的红色热土。这里，走出了“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平山团；这里，孕育出革命圣地西柏坡。
“一个党员就是一颗火种，落到哪儿哪里就会点燃一片革命的星星之火。正是河北早期共产党员的对党忠诚和努力工作，才换来了河北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使燕赵大地的革命星火呈现燎原之势，为后来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阎丽表示。（文/河北日报记者周聪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