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1年起，不足五岁的我便随哥哥、姐姐一起挖野菜、割草、拾柴火。一次，天黑了，我和哥哥抬着一筐草过桥时和一辆大马车争路（当时我们那一带有句顺口溜：叮咛、店子、二郎庙，上张谦、顺大道。我们走的正是那条路）。刚到桥头，我被大马车挤得一脚踩空，便掉到河里去了，掉到了河里我也不知深浅，在桥墩底下乱钻。哥哥放下草筐，赶紧喊人：“我弟弟掉河里了，求求你们！谁赶紧帮帮忙捞上来吧！”后来得知是西头的丑尔伯伯费了好大劲才从湍急的河水中将奄奄一息的我捞上来，尽管倒出了不少水，肚子还是鼓鼓的。母亲急得直掉眼泪，大声呼唤着我的乳名（据当地、当时的风俗说这是在叫魂呢）。年迈的奶奶整整守了我一天一夜，我才醒过来。不过从那以后，我好像是会游泳了。
哥哥参加工作以后，春天我便跟着姐姐，天不明就去挖野菜（有时候走出了村觉得自己还没醒），先去挑“苣菜”，再暖和一点，就可以砍“老鸹筋”（野菜名）了。夏天给牛割草（土改时我家分得了五亩半地、四分之一头牛），到秋末冬初，搂树叶，拾柴火，看见别人家刨树后剩余的树墩、树根，我就做上记号，等到春暖解冻后再去刨回来当柴烧。一个才六七岁的孩子，落叶时节，天明前能拾三四筐树叶回来，以备深冬和来年春天取暖、做饭用（否则一冬一春全家都得挨冻）。
直到1953年10月以前，我家享受着军、抗、烈属的代耕待遇。每到农忙季节，我都跟着代耕者一起耕地、耙地、擦地、拉耧，种庄稼，耪地，拔麦子，掰玉米，刨荐子，一直到参加了我们村第一个互助组，劳动量才有所减轻。记得一次擦地时，我因为好奇，跳起来摸了一下牛尾巴根儿，谁知牛一下子尥蹶子，把我压在了擦子下面，划得满脸是血。整个小学期间（1952─1956年），我因早晨得去干活（挖野菜、割猪草），所以每天上学去得都晚，自然是经常迟到，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别的小朋友撒着欢儿地去玩，我却又得背着和我身高不相称的筐去地里干活。在我的记忆中家里总有干不完的活儿。
过着这种日子，不仅是吃得差，穿戴也不如别人家的孩子整齐，加上我爱上树挠墙，尤其是冬春穿棉衣时，从没记得自己穿过内衣、内裤，甚至棉裤的膝盖处和棉袄的胳膊肘处常露着棉絮。加上不注意卫生总爱受到别人嘲笑。夏天，门前树荫下吃西瓜的人们，见到我捡西瓜皮（稍红点的瓤儿让母亲洗好，放点盐当菜吃，外皮则用来喂猪，说也怪，我家喂得猪从来也不馋），有的人故意将西瓜皮、西瓜籽扔得远远地，我则跑着去捡。拣点西瓜籽，过年过节时好让母亲给我们炒着吃。生活虽然差些，但我学习很用功。
记得那是1952年开春，母亲给我一个用麦秸做的旧蒲墩，就算是上学去了，其实我很不愿意上学，母亲左哄又劝，我才去上学。上学时还穿着开档裤。因岁数小不懂事，有时跟着比我大八岁的姑姑去厕所，常被其他女同学轰出来。学习也不入门，不知怎的，国语课本讲一课，我就吃一课（爱吃纸），课本讲完了，我把一本书也给吃完了，做作业和考试都是用石板、石笔。由于国家学制改了，到秋天，我仍上一年级。第二年夏天，期末考试完后，张榜公布成绩，我是年级第三名，还奖给了3张棉纸。想着奖品，学习就来劲了，到年级末，我考了第二名。1955年夏天三年级末我竟考取第一名，奖给毛笔一支。三年级的特点一是算术课开始学习应用题，二是国语课开始练习毛笔字。我嫌毛笔的尖太尖，写字不方便，就用家里的菜刀切毛笔尖。正赶上拔麦子的季节，哥哥骑自行车从县政府回来了，他看到已切坏的毛笔，右巴掌抬了抬，差点打到我的脸上，这支毛笔几秒钟之内便作废了。
由于不断得到奖励，尝到了成绩好的甜头，我紧紧地攥着年级第一名，一步一步地升入了高年级的学习。
1956年，高级合作社成立了，自己不再是必须下地干活了，秋天我又考上了高小（现在的小学5─6年级），还担任了我们村扫除文盲的夜校老师（任扫盲队长），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才算真正开始了学习生活。
1958年，我考取定县第十中学成为一名中学生。在生活极端困难的1961年，全国的中专、中技学校几乎停止招生，高中招生数量压缩一半的情况下，我考取了河北省重点高中───定县第一中学。1965年，我又进入了河北农业大学水利系学习，成为当时全村第一个大学生。
儿时的清贫生活，使我懂得了生活的艰难，学会了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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