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无论何时坐在电视机旁，打开电视看自己喜欢的节目。改革开放前，农村没有电视，能看场露天电影就不错了，让人欢腾喜悦，就得到了文化的享受。
我已花甲之年，一生林林总总看过多场露天电影，对有些影片的情节耳熟能详，记忆犹新。
最初，看电影是看解放军放映的电影。在我的童年，刚刚解放，部队尚未建营房，驻扎在农村。我们村经常有部队居住，他们周末的晚上不是演出文艺节目，就是放场电影。我们村旁有一条河，在河套里或秋收后的农田里，两根木杆挑起雪白的银幕，就放起电影来。那时我四五岁，父亲若有空就带我去看电影。母亲家务缠身，晚上还要挑灯做针线，是不去看电影的，也就不会带我去的。我家的晚饭往往迟，饭后急急忙忙赶到放映场地，电影已开始了，看不到片头，不知道片名。那时年纪小也看不懂内容，只看个稀罕；但看的专注，看的入迷。如果哪天父亲不在或有其他事情不能去，我会非常懊丧。当时想：电影是最开心的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上中学。中学在一个农村，每个学期县电影队去放三两场电影。学校里没有礼堂，就在操场放映。那时“老师为革命而教，学生为革命而学”，学习非常紧张。同学们一听说晚上有电影都异常兴奋───晚自习不上了，可以放松一下终日苦读和紧张的神经。本村村民、邻村群众闻讯后，三三两两，纷至沓来，操场上人山人海。
有一次，随着夜幕的降临，我步行八里地走读回家。进村时，碰见小学时的两个同学，从农田收工回来，说起中学晚上放电影，他们心驰神往。我经不住他们的渴望和乞求，欣然同意做他们的向导返校。一路上，为了赶时间不断地跑着，跑累了，就走一会儿，走一会儿，又跑一阵。忘记了一天的劳累，忘记了唱空城计的肚子。我们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赶到时，电影早已开演；我们二话不说赶紧挤进人群，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待电影结束，我们摸着黑回家。天穹像一块巨大的黑布照着旷野和村庄，四野阒然，只有虫声唧唧，再没有别的声响。我们一路议论着，说笑着，打闹着，欢声笑语打破了沉寂的夜晚，在暮色苍茫中荡漾……
工作后，在边陲一个荒僻县城二十余载。那里没有礼堂，没有电影院，只能看露天电影，而且半月二十天才能看上一次。高原高寒，一年四季如冬。那个时期，看的影片《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几个样板戏；后来，能看到《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几个战斗片。边疆没有其它文化生活，能看一场电影成了唯一的娱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边疆工作时，有几次回故土农村休假，也遇到农村放电影，带着孩子也曾看过。那时的农村能看到一场电影无异享受一次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餐“。那时的乡叫“人民公社”，村叫“生产大队”。一个公社方有一名放映员，除了过年的时候，偶尔村里演场节目，平时便什么文化生活也没有。听说村里放电影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生产队早收工，回家早做晚饭，大人小孩便兴奋起来。要在吃饭前早早地去占地方，家里的孩子拿着凳子摆在场地上等着家人的到来。选择最好看电影的位置，不能太靠前，靠前了需要仰视，还晃眼；不能太靠后了，靠后了视线受阻；不能偏了，偏了看不清楚。有的人家换着班，否则去晚了，只能坐在放映机的反面去看。那时在一个村放电影，绝不是一个村的来看，周边三里五乡的，甚至多过本村的人，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也不过分。放电影前和换片空隙，大队干部借此机会在麦克风前宣传农村政策，大声呼吼、训斥打闹不安份的孩童，维持着秩序。
那时的农村都没有礼堂，在大队部的院子里或街道上拉起银幕，村民五冬六下看露天电影。数九寒天，天冬地寒，顶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冒着呼啸的寒风，人冻得瑟瑟发抖，跺着脚，用嘴的热气哈着冻僵的手，也要坚持看完。有时正放着电影时，乱云飞度，电闪雷鸣，淅淅沥沥下起雨来，放映员撑起雨伞护着机子继续放着，村民挨着雨淋“岿然不动”；当雨幕茫茫，骤雨大作，哗啦啦下起来了，才无可奈何地散去，带着惋惜和遗憾回家。
农村放电影经常赶上停电。其实那时因为电力紧缺，停电是常事。男女老幼就在场地上等啊等，既焦灼又忍耐，那执着实让人感动。突然一声惊呼：来电了！于是电影场上一片沸腾。有时很晚了也不来电，放映员就想收起放映机，收回银幕。人们就会央求：再等一会儿，还不太晚哩！那电终究没有来，人们只好怏怏不乐往回走，夹杂着唤儿呼女的呼喊───孩子们终究是不甘心的，欲望等待着出现奇迹。后来有了小发电机，就不愁停电了，但发电不稳定，声音失真，有时还烧片子，但人们还是全神贯注、有滋有味地看着。
在童年，我也曾经去邻村看过露天电影。散场时，村里人便三五成群一起往回走，因为天黑，有不少手电筒在空旷的原野晃来晃去。小伙子、大姑娘们边走边议论，津津乐道看过的情节，哪儿好，哪儿坏，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说到一个笑话，一个有趣的地方，半夜里便响起叽叽嘎嘎的笑声，在寂静的田野传得很远很远……
现在电视普及了，农村的人们对露天电影还那么企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