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进入不惑之年时,考入了河北职工医学院,开始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可是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每当我回家,看到母亲的脸色惨白,一阵阵咳嗽,羸瘦而驼的脊背随着咳嗽不住地颤抖,尤其是到了晚上,一阵阵带金属音的咳嗽声传来,震撼着我的心灵,像一种钝器敲击着我的心。每次问她,老人总是坦然地说,我这不好好的吗,咱农村头疼咳嗽的算不了什么。
然而,她的咳嗽越来越重了,吃得很少。请来乡卫生院和地段医院医生诊治,服了很多药,总不见好转。第二学期开学时,我硬把她老人家领来医学院,通过检查拍X光片,才发现原来是肺癌,肿块比鸡蛋还大,已经是晚期。这使我大吃一惊。母亲已71岁了,心脏又不好,医院认为不适宜做手术。母亲知道了这种情况,却还是那么坦然,只是坚持要回家,我没办法,只得送她老人家回家。
这一趟来医学院的劳顿,使母亲到家就躺到了炕上,几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卫生院的医生给输了几天液,不见什么好转。学院有位治疗癌症很有造诣的中医,当时正在北京开会,我立即写信求治,这位热情的医生寄回了处方,我拿了药送回家让母亲服用。母亲病得这样,我哪有心思上学,一星期回家两天,为她老人家送药、按摩、针灸、穴位外贴、气功治疗,还洗衣服做饭等。父亲劝我别上学了,在家伺候母亲吧。
是啊,我是母亲的独生子,是应该伺候老人家。母亲17岁嫁到这个家,父亲教书,她一个人肩负着家务生活的重担,走过多少坎坷艰难的道路。文化大革命中,又因我家成分不好,使母亲承受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尤其是生产队里派我去修水库当民工的日子,一个刚出学校门的嫩书生,每天拉着近千斤的小车走120里的山路。母亲心疼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甚至在家里一时也坐不住。后来,由于我爱好文艺创作,被选拔到县创作组。再后来,不讲成分了,母亲的心终于疏开了。听说我考上了大专,母亲高兴得两天两夜都没有睡着觉。可是,多年的艰苦操劳,生活的苦辣酸甜,过度的忧思悲喜,在她的生命中积聚成解不开的病疙瘩,越积越大,超过了机体的防御极限,病魔就要恶毒地吞噬老人家的生命了。我坐在母亲的炕头,望着她那花白的头发,没有血色的脸庞,她像在狂风暴雨中猛烈摇曳的树枝,如今已经干枯,即将垂落;她像一支即将燃尽的蜡烛,亮着最后的微光。我感情的闸门再也关不住,泪水唰唰地留下来。我要放弃学习的机会,尽儿子的义务。于是向班主任打了招呼,准备回家伺候她老人家。
母亲知道了我的想法后,把我叫到跟前说,放心上学去吧,我要使劲活下来,不耽误你的学习。知儿莫过母,母亲最知道我梦寐以求上大学的夙愿。1965年初中毕业时,因出身问题,升学无望,回家务农,多少年的大学梦破灭了,我的精神受到严重打击。在防疫站上班后,恢复了高考,领导舍不得让我走,我也就没参加高考。一直到我40岁时,职工医学院成立健康教育系,要在我市建立实习基地,为了带实习生,学院动员我市一名宣教科人员报考,领导让我报了名。从报名那天开始买成人高考复习参考书,42天就到了高考日期,我却考出了超出录取分数段56分的成绩。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像久旱遇到甘霖的小苗那样难以形容的兴奋。对于我来说,吃好穿好没有上学好,千享受万享受没有读书享受。当我真的迈进学院大门时,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对于像我这样获得上大学机会的人,母亲舍得因为自己的病情耽误儿子的学业吗?为了使我能够上学,顽强战胜病魔的信念给母亲虚弱的身体注入了活力和力量,像一个将要停摆的钟表又重新上了发条,像料峭寒风中的枯草得到了温煦的地气,强烈的愿望使母亲的机体发生了变化。她感到中药特别有效,吃下去身上有了劲,她感到外贴药贴敷的部位又肿又痒,把毒气“拔”了出来,她感到气功的气感很强,身上热乎乎的。我上学离开后,她说,晚上我睁开眼睛,明明看到你还站在我的跟前给我治病。她说自己的病真的好了许多。又一个星期回来,她竟能起来走路了,脸上显出了血色。她坦然地对我说,我真的好了,你放心吧。
就这样,母亲活了下来,直到我上完业务课开始实习,母亲依然能上街走走,做简单的家务,只是咳嗽声不减,背更驼了。可是就在学院通知领毕业证的那一刻,家里来了电报。我连行李也没顾上带,就急忙赶回家。母亲躺在了炕上,她像一个长跑运动员终于到了终点一样兀然倒下了,浑身没了一点儿力气地瘫痪在炕上,腿脚胳膊手都不能动一点,眼神还是那样安详。我一步也不离地在家守候了她43天,老人家静静地闭上了眼睛。我觉得患晚期肺癌的母亲能坚持活下来,让我完成学业,有药物治疗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她那超越生命的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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