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发动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史称“七七事变”。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全面的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由于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本鬼子大举南侵，长驱直入，很快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我的家乡在冀中平原地区―定县沙河南油味村，位于北京南偏西方向，京汉铁路东侧，距北京有五百来里地儿。当日本侵华战争在卢沟桥打响的消息传到村里时，就听到有些见过世面的、下过关东的人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就被日本人占领了，那里的人民早就沦为亡国奴，饱受非人的奴役，过着水深火热、朝不保夕的日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现在我们这里恐怕也要过亡国奴的悲惨日子了......他们说话时，面带惆怅唉声叹气。那年我十三岁，听到大人们的议论，感到将要面临那么可怕的事情，幼小的心灵像刀扎般地难受。时隔不久，就有军队撤下来了，有杂牌军也有正规军。油味及东西各村，不分白天黑夜，由北向南过着撤退的队伍。据说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将军的大片刀打不过小日本的洋枪洋炮，败下阵来；一些杂牌队伍更是作鸟兽散，望风而逃溃不成军。有些个散兵游勇路过村庄，骚扰百姓。也记不清过了多少天，这样的退兵才过完。不久就听说县区的官员、还有乡绅地主等一些有钱的大户人家也收拾起金银细软，南逃而去。
到了秋末时节，就听到在我村的西北方向，响起了轰隆轰隆的炮声，听说是日军在沿铁路线往南推进。俺们村距京汉铁路有六十华里，确实的消息，并不知晓。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我们这一带的土匪也闹起来了，他们打家劫舍、绑肉票、砸明火、明抢明夺，老百姓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最揪心的还是富豪人家，于是大户人家聚在一起，共同商议，成立联庄会，相互支援，积极防御，打击土匪。那时油味和邢邑俩村就都成立了联庄会。
当时村里规定:户有50亩田者，即买大抢一支。那些枪主要是中正式、汉阳造等杂牌枪，据说购买快抢六十余支，再加上以前的土枪鸟铳，总共有各式枪一百来支。这支护村队伍有贾铁刚等人领导，农忙务农，农闲集训，白天设岗，晚上放哨，加班巡逻。围村修寨墙(用土夯实的板墙)，各个村口安装木头大栅栏。在此期间，土匪及散兵游勇没敢光顾，村里也比较平静。后来，联庄会经过共产党改编，在贾铁刚的带领下，连枪带人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日战场。
这时，共产党也开始在村里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相继成立了农会、工会(长工协会)、青抗先、妇救会、武委会等农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为了防止敌特分子刺探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各村口都设立了岗哨，没有武委会盖章的路条，不准进村，有力地限制和打击了汉奸敌伪特务的活动。同时还进行了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的斗争，贫苦农民的负担大大的减轻了。
这个时期，国民党军队退走了，各大城市及中小城市都被日寇占领并统治着。大部分村庄却成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天下。为了限制敌寇的汽车摩托通行，各村的大路全挖成□原作李殿臣
此篇为李殿臣先生回忆录。李殿臣，男，汉族，生于1924年，卒于2006年，享年82岁。河北省定州市李亲顾镇油味村人，幼年读过几年书，毕业于县立第一小学堂，即油味小学堂。2005年中秋，值此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先生应婿儿竹君之邀，特亲笔作此回忆，以昭示后人:牢记日寇罪行，勿忘国仇家恨。了大沟。村内的街道都垒上了犬牙交错的半堵墙。在街口看上去好像整条街都被堵死了，其实不过是在两个半堵墙之间拐个弯就能过去了。这样一来就可以限制敌寇枪弹的效力。并且家家相连、户户相通，从街这头可以串到那头，非常便利抗日军民的活动。对于日本鬼子的清乡扫荡，上级指示，将粮食全部藏起来，实行坚壁清野，不让敌寇得到一粒粮食。同时家家户户挖地道，既可以藏粮食又可以藏人。地里广种高粱玉米等高秸杆作物，连片的青纱帐非常有利于抗日军民打击敌寇。到了秋天庄稼收获后，秸秆仍在地里长着，大大方便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通信联络实行村与村互联，即一村接一村的传送，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绝不停止，及时传送敌伪行动信息和上级党的指示。送信人白天背着粪筐装作拾粪到邻村送信，黑夜需两三人同行，取到收条后，返回交给村干部。
村里还建了造枪、手榴弹、地雷的场所，虽然是土办法，在当时枪支弹药极度缺乏的情况下，给我抗日军民做了很好的补充。
在敌人封锁下，抗日军民坚持斗争虽然很苦，但是为了国家独立人民自由幸福，只要为抗日做工作，老百姓都高高兴兴地去干，只盼着早日将日本鬼子赶出国门。冀中军区八路军、县大队、区小队、还有各村的武装民兵，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神出鬼没出其不意地给敌寇以各种打击。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后，日本鬼子改变了侵略方式，在冀中地区实施囚笼政策，到处碉堡林立，界限沟纵横遍地。挨着大沟修公路，所有能通过的地方都在碉堡跟前，碉堡前有吊桥控制来往行人。环绕我村周边的村庄，都修起了炮楼子。北面有李亲顾、西边邢邑、良村、南边市庄、俱佑、东边辛立庄，转一周遭包围着油味村。由于我村地形复杂，沟渠纵横，水里生长着茂密的芦苇，特别有利于抗日军民隐蔽，所以敌人没敢在我村修筑碉堡。
修这些碉堡的砖瓦木料以及大量的民工，都是鬼子汉奸们向各村强行征讨武力镇压村民得来的。用砖都是按地亩摊派，谁家有多余的砖呢?所以把房檐砖、炕沿砖、墙皮砖、鸡窝上的砖......总之能拆的砖都拆了，大约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周围的碉堡全修成了。日本鬼子让老百姓照相，凡是成年人都要办理良民证。规定各村选派效忠于大日本皇军的联络员，每天到炮楼里报告村里的情况，有无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敌人以为这样就限制了我抗日军民的行动，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些联络员都是我方挑选的，所报告的情况都是事先编好的词句。
到了晚上，这里便成了抗日军民的天下。人们在需要通过的交通沟边挖上梯凳或放上木梯，可以随处通过，因为敌人在晚上从不敢钻出碉堡，不等太阳落山就把吊桥吊起来了。
这一时期广大人民的生活异常整理贾竹君艰难困苦，敌伪的清剿活动频繁，苛捐杂税如狼似虎，捐饷随便要，没章可循，张口就是命令，强迫执行，所以那时候人们是在炼狱般地生活着。
一九四二年冬季，是日本鬼子对冀中军民实行“五一”蚕食扫荡最凶残的时期。“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将广大人民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共产党八路军在冀中平原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同时日本鬼子也更加残酷地对抗日军民进行扫荡围剿。
同年阴历11月22日清晨，天还没大亮，几声清脆的枪声打破黎明的寂静，鬼子包围了古老的村庄―油味。我的父亲李洛超时年六十岁，身板依然硬朗。听到枪声，他赶紧把一家人叫起来，简单化化妆，就是年轻女人往脸上抹锅底黑，然后一家人四散躲避逃命，这样可以避免一家人同遭不测。
自己的村子被包围了，凶多吉少，父亲想到附近的西湖村躲避。他急忙从家中出来，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来到了村东河口处，刚要跳过埝茬儿，这时被埋伏在刘家坟地里的日本鬼子开枪打死。子弹从后背射进，从前胸射出，当即殒命，倒在了水沟中。
父亲死在了日寇罪恶的枪弹下，当时我们全然不知。我们一家和没来得及跑出去的乡亲们，都被赶到了村西刘开河家的场院里。敌人在四周架起机枪，开始训化老百姓，宣传大东亚共荣，保护支那民族等鬼话，直到后晌天气晚了才结束。这后来我们才得知，父亲这个六十岁的无辜老人已被日寇杀害了。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一家人含悲忍泪草草埋葬了亲人。
世上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九四三年农历腊月二十六日，正是离年傍节的日子，但是那时人们处在日寇“三光”政策的重灾区，整天提心吊胆，躲避敌人的清剿扫荡，谁还有心思过年呢?这一天，无极县小陈村炮台的日伪军突袭我村，抓捕共产党、八路军和村干部。我和同村的李英俊，还有沙河北小王耨村在我村开饭馆的老孙，三个人一起被五花大绑抓走了。往小陈村走的路上，由于极度恐慌，走路缓慢，因此招致日伪军皮鞋枪托的蹬踹击打，三个人被敌人赶着逼着一瘸一拐地前行。到小陈村炮台时天已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只看见天空中无数的星星无奈地眨着眼睛。我们三个人背靠墙站在屋檐下，一个日本军官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话，他们便去吃饭了，饭后便是审讯。
我们三个人分押在三个地方。审讯我的有四五个人，一个日本鬼子，其余都是汉奸警备队。一个个像凶神恶煞一般，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八路军、村干部......我说：“我不是。”发问不过三句话，其中一个大吼:“脱了衣裳!”还没等我解开扣子，便一把撕开我的袍子大襟，随后将贴身棉袄扯烂，整个上身衣服都被扒光，按在冰冷的地上，一阵乱打狂揍，皮鞭，棍棒、枪托子一股脑地打在身上。我两手抠住地，咬住牙忍着。那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死也不说，不能变节。这时一个警备队说：
“这小子骨头还挺硬，再给上点儿厉害的，看你说不说!”随手拿起一个老虎钳子，将我脖子咬去一块皮，又用锥子在我耳朵上穿了几个洞，鲜血直流，疼痛难忍。他们乱喊乱打，完全丧失了人性。后来他们打累了，就骑在我的身上掐住我的脖子，锁住我的咽喉，用力狠劲掐，直至昏死过去，他们才松开手。过了一会儿，我苏醒过来，他们又把我掐得昏了过去，如此三番，一夜之间昏死过去几次。他们把冷水浇在我头上，我醒过来后，感觉浑身无力，软软地瘫在地上。日本鬼子指使汉奸将我的手腕子绑在板凳上，把削好的竹签子挨个钉进我的指甲缝儿里，刚开始还感觉钻心地疼，到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慢慢地醒了过来。敌人打得累了、困乏了，将我拖回了牢房。这时同来的英俊和老孙已在牢房的地上躺着，只见他们也是伤痕累累，我们三个人互相看了看，谁也没说话。饥饿、寒冷、疼痛交织在一起，折磨着我们的躯体，而仇恨的火焰却在心中升腾。我们仨人依偎在墙角处，挨过了一夜。
第二天中午，炮楼的大师傅送过来小米稀粥。虽然饿了一天一夜，又饥又渴，但喉咙里满满的，像有火在燃烧，火辣辣的疼痛难忍。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被敌人打破、扎破的地方冒着鲜血，黏糊糊地，一活动身子就有撕心裂肺之感。两手不听使唤，不能端碗，于是我趴在地上，勉强喝下了一碗。
这天夜里，敌人没有提审我们，同时被抓的英俊和老孙，他们年岁比我大，受得刑轻一些，晚上他俩睡着了，我怎么也睡不着。十个手指钻心地疼，手指肿得像小棒槌一样，手背胖得像刚出笼的馍馍锃明瓦亮，指头像棍子，连弯儿也不能打。那痛状使人发疯，真想狂喊，可是我只能忍着，不能喊叫，喊叫的结果没有好处，只能把仇恨埋在心里。就这样苦苦熬了五天，周身的疼痛减轻了一些，可是手指手背还胖得像紫茄子一样，不能弯曲。
这期间正值春节，可是小陈村里没有一丝过年的气氛，听不到鞭炮声，整个大地静静地被阴霾笼罩着。敌人除了警戒的哨兵外，都在饮酒做乐，所以每天给我们些泔水饭汤不至饿死，也就没有在拷打过我们。
自从我们被日寇抓捕以后，生死未卜，全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茫然不知所措。后来打听到本村王姓家族的闺女出嫁在小陈村，托他们给日本翻译官送了壹佰元白票子，总算取保释放，与正月初八由丁一、李志才、刘东贵接回家中。
十几天的牢狱之灾，遍体鳞伤的我已化脓感染。衣服和皮肉都粘在一起，费了很大劲，受了很大痛苦，才用剪刀将衣服和皮肉剥离开，幸亏有邻居刘双兰从军队里带回来的疗伤药，经常给我换敷，经过了一个多月地治疗，才逐渐好了起来。
六十年过去了，当年被日本鬼子侵害得一幕幕场景，至今仍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心头。孩子们，这血与泪的家仇国恨永远也不能忘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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