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凤山1903年出生于定县东朱谷村一家贫苦家庭，十几岁时为谋生曾下关东给人擦汽车，由此学会了开车，还经常在东北山林中打猎，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九.一八”后痛恨敌人欺凌中国人民，他向敌人打暗枪、烧仓库，终因力量单薄，遭受严重损失，遂返回家乡，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任“三分区”第一游击队第五大队队长。在与敌人交火中，游击队发挥自身优势，屡屡战胜敌人，打出了自己的威风，甄凤山游击队的声名大起。因游击队里还有其弟甄凤鸣，于是当地人称呼他为“大老甄”。
大老甄的游击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给敌人造成极大威胁，敌人把大老甄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可打又打不赢，于是想出了歪主意，抓走了甄凤山的妻子，想迫使大老甄归顺。游击队只得“以牙还牙”，从县城里抓出伪公安局长的老婆，留下了一段“以妻易妻”的极富惊险性的趣闻。
近几年来家乡出版一些革命史料中多有提及，但文字概括，不见详情，笔者曾蒙听当地几位老先生述及当年所闻，现将细节披露笔端，以现游击队当年对敌斗争的机智勇敢。
1938年初春的一天，敌人包围东朱谷村，抓走了大老甄的妻子王钧。王钧，城里东马道人，是个上过学，知书达理，明于节义的人。敌人先来软的，进行劝诱，要王钧给丈夫写信，劝其归降，王钧不答应。几天过去，敌人见软的不灵，便用酷刑，想迫使王钧屈服，给大老甄写信劝降，再次遭到王钧严辞拒绝。气急败坏的敌人将王钧关进囚笼进行折磨，以为一个弱女子会不堪忍受如此痛苦的熬煎，谁知王钧竟一身正气，宁死不屈，始终拒绝敌人的诱惑，并严厉斥责敌人的残暴行为。
恼羞成怒的敌人进一步威胁王钧，且对游击队放出风声说，如果大老甄不归降，就将王钧喂了“狼狗”。消息传到游击队，甄凤山秘密召集几个游击队员商量对策，他们觉得若是硬碰硬地劫狱抢人难于成功。但如果从城里抓出个官太太，对游击队来说才是高招。他们根据掌握的情况，认为伪公安局长家的住处最便于下手。接着就打发队员前去侦察，熟悉路线，认准门口，标下记号。他们还了解到这个伪公安局长每天晚上总要在外边应酬，不是吃请就是与上司或同好相约打牌，天天很晚才能回到家中。
游击队员制订了行动方案。一天赶在南城门关闭之前，几个游击队员装扮成老百姓，陆续混进城里隐蔽下来。约摸过了晚饭时间，夜幕笼罩，街上静下来，游击队员汇集到伪公安局长康翔远家所在的刀枪胡同。这刀枪胡同的东口紧挨伪公安局驻地，即人们说的“旧电影院”，也就是现在“人大”大楼的南边，民国以来那里一直是公安局的所在，人们把这里叫做“局子”，虽说刀枪胡同与伪公安局仅隔一条街，若是直走进入“学道”，那里路北旧“女师”校址是当时日本侵略者的驻军营地，可说距敌咫尺，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然而游击队认为出了刀枪胡同西口便是开阔的农田，是个极便于他们活动的偏僻巷子。为防范意外，游击队多配备了人员，一个队员先进到院里探听，伪公安局长果真不在家。这个游击队员就喊着“康太太”，把人从屋里诓出来，说今晚县长要“摆场儿”，几个科、局长带着眷属都到了，“康局长”也在那里，就缺你康太太了，局长要我来接你。这康太太名李秀玲，冀南邢台人，毕业于“邢台女师”，是个有文化见过世面的人，常同有头面的人或其眷属们交往。听说有人来请，哪里想到内中真伪，满口应承着进到屋里稍做妆饰，简单勾涂，再披一件素质外套，往外走来，游击队员还叙一句，康太太要多带上点，今晚可得玩个痛快。刚出得门口，等在外边的游击队员们一拥而上，拦住去路，手里的“家伙”在她面前晃动几下，压低着嗓门命令道，不准出声音，说着把一团东西塞进她嘴里，再也不能出声。这时的康太太顿时把刚才那兴高彩烈的神情抛到九霄云外，直吓得魂飞魄散，浑身颤抖着几乎瘫软到地上。一左一右的两个游击队员，一人架着康太太一只胳膊，迈开大步，拖拽着急速地朝胡同口走去了。
出了刀枪胡同西口，便是平整农田，远处里黑鸦鸦的是高高耸立的城墙。游击队员边走边打出信号。那时游击队的信号说来可笑，用得都是“土”法子，擦着一根火柴，晃动几下就可同远方联络，再点上只“洋烟卷”或腊烛头也可联络，很快守候在远处城墙上的游击队员也晃动着小灯头回应，这几个游击队员架着康太太直奔过去。敌人盘踞县城时，每晚都从各街道居民中征调民夫看守城墙，城墙上约百米远建一个小土屋，里边一条土炕，每晚有两个民夫在小土屋里轮流值班。值班的人听着前边小土屋传来的“平安无事”的声音，也高喊着向后边的小土屋传过去，这样一个接一个地传送声音，算是“打更人”在报平安。城墙上那个联络的小灯头，就是从这里小屋里发出的。两拨游击队员在城墙上会合后，再用绳子将人一个个地系到城外去。这时一个守城人正忙着帮游击队往外送人，另一个则照旧不误地高喊着“平安无事”传递声音。
这康太太被架出城后，连夜就被送往铁路西，接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了。
游击队自打抓出康太太以后，扭转了被动局面，已胜券在握，于是回应敌人“喂狼狗”的威胁，也捎信过去，要敌人一定要善待游击队家属，不然村里已树起了大旗杆，到时要放伪公安局长太太的“天灯”。伪公安局长听到消息自然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游击队先找到西汶村姓徐的哥儿俩，他们是读书人，具有爱国精神，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当地的开明人士，同时在敌人占据的县城里也有朋友，是个够得着“两边”说话的人，自然就是调解人了。调解中，有一个家住宝塔街的大车夫，靠来往出车的机会不断给游击队捎带信息。经过长时间的奔波调解，双方商定几个条件，只是由于李秀玲在根据地接爱抗日爱国教育，归期不定，时间往后拖长了。
俗话说夜长梦多，战时更是风云多变，待到李秀玲归来，准备人员交换时，游击队忽然接到情报说鬼子要到现场。游击队考虑，本来双方商定，都不携带武器，互不伤害，一旦鬼子兵到场，事态会发生突变，为防范不测，游击队多了心眼，决定在外围多部署接应人员，近处埋伏射击手。时间到了，射击手早早地进入了阵地，有的登上居民房顶，有的钻进庄稼地里，靠青纱帐遮掩，有的干脆爬上枝繁叶茂的大树，骑着树杈握着短枪居高临下地监视对方，准备战斗……
双方到达东门外场地，按照规定送出信号，游击队这边放出了拘押的人，李秀玲急步地走了过去。看对面，鬼子兵举起了武器，却不见放人。这时双方分明地已成对峙之势。突然，游击队的喊话筒里喊出了声音：“各处隐蔽的同志们注意，枪口瞄准那个挎洋刀的鬼子头目，准备射击！”话音刚落，又有几个喊话筒重复这个声音。那个挎刀的鬼子兵头目，本来就心怀鬼胎，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高吭响亮的声音，觉得四围都是游击队了，早被惊懵了，茫然不知所措地忙问：“什么的干活？”翻译急忙上前在他耳边嘟噜起来。不大工夫，这东西无可奈何地挥一挥手，只得放人了。
王钧几个月来受尽折磨，终于在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地紧张而惊险的氛围中，大踏步地走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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