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留下的照片有一些，但不算多。我曾和父亲几次搜罗查看家里的照相簿，没找到他幼年的相片。最年轻的那张，纸面有折皱裂纹，局部模糊或见白了，应该他是到上海后才拍的。大约10来岁的模样，有一头茂密乌黑的头发。脸上不现一丝笑容，对着镜头的目光有点拘谨，也有一点好奇和茫然。从农村乡下到繁华都市，一切都是崭新的，也是未知的。少年的父亲，呈现的是一种农家孩子本分和质朴的神情。
有一张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是清瘦而又不失神采的形象。那时，他30来岁的光景，我还是幼童，绕膝承欢。他的眉目不够舒展，想必全家的生计和工作的负担，都压实在他的肩膀上，但那份年轻的自信，还是可以从目光中感受到。
父亲的工作照，很少。只见几张。有一次是在报纸上，有关于父亲的大篇幅事迹报道，题目记不全了，但记得有赞誉“铁裁缝”之词，配了一张略显模糊的图片，父亲身着工装，一粒纽扣还松着，手举电焊器，站在比人高大的铁抓斗面前。他双手放在背后，眼睛微微眯缝着，迎着阳光，脸上带着微笑。我想这应是谁随意拉他拍的，拍得匆忙，但也拍出了他在聚光灯下的不太自然。
我想找到这张报纸。因忙碌，至今未成。以至于那张图片是否存在，我都有点自我怀疑了。也许那图片中的场景，是我幼年时在港区车间见过，从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父亲故世后，我整理他的照片，其中几张工作照真实反映了他的精神风貌。有一张，他戴着藤制的安全帽，站在一个待修的庞大机械面前，身后站着几位比他年轻的工友。也有他余暇时在港区的照片，有一张背景是堆着的煤山和几座数十米高的塔吊。他穿着皱巴巴的衬衫，也没抻平拉直，神情随意，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码头就是他的家。
父亲的照相簿里，集体照特别引人注目。有获颁奖旗时与同事们的合影，也有作为劳模参加北戴河疗养时的集体留念。显然，父亲珍视这些荣誉。时间段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正是百业待兴，加快“四化”建设的年代。还有一张彩色照片，是表演舞台剧《码头号子》后的集体照。他和他的队友，也都是码头工人一起，身穿演出服，红色白边的短袖套衫，黑色长裤，腰系米黄色的长布条，父亲站在后排最左侧，笑得很自然，头发微谢，并已斑白。背景是座无虚席的大剧场的观众席。可惜，拍摄者对焦不到位，照片拍得模糊了。
父亲与家人的合影，令我触“影”生情。当年，从我们家可以一览无余眺望南浦大桥主桥地施工。父亲对此很关注，也很欣喜。大桥竣工之后，我与父母站在主桥上，以H型地桥塔为背景，笑容满面地留影。这座大桥建设的过程中，我曾多次去采访。桥面沥青摊铺时，正值酷夏，灼热的沥青加上高温天气，其热难挡。我与工人们一起“战天斗地”，写了好多文字见诸报端。也许，这里也有父亲为自己儿子所作的一点贡献的骄傲？
父亲退休之后，曾主动让我找个相机为他拍照。我好生诧异，这不是父亲的性格呀。后来我明白，父亲是要佩戴着他的那些奖章拍一张半身像。拖延了一段时间，这天正巧手头有一台照相机，就为父亲拍了一张。没见过父亲这么认真地拍照，他从衣柜里拿出那件难得一穿的中山装，穿得周周正正，再把奖章一枚枚别在胸前。那是父亲获颁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等奖章，时跨1963年至1984年。父亲抬起头，凝视着前方时，我摁下了快门。父亲的目光和这几枚奖章，都闪烁着一种光芒，我知道这是劳动者倾力奉献的荣光。
父亲瘫痪多年，遽然离世。一时我竟找不着一张比较理想的标准照，匆忙翻找出一张黑白的、略带微笑的相片作为遗像，也印刻在他长眠的镇江栗子山公墓的墓碑上。
多想，再为父亲拍上一些晚年生活的照片，然而，这已成不能实现的梦想了。（文/安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