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俊鹏 我们知道，元时期的苏轼不断遭到新旧两党中一些人的攻击，其程度之凶猛，手段之狠毒，远甚于熙宁、元丰时期。虽然在太皇太后高氏的庇护下，没有落到像“乌台诗案”那样的遭遇，但不安于朝，只好坚请外任，曾先后知杭州、颍州、扬州。苏轼并非完人，也有缺点和失误，但所受攻击，已远远超出工作中的失误、过错和政见的岐异，而是无限上纲和诬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仅就三次大的诬陷来看，均为不臣之罪。先是诬陷者以苏轼试管职策问发难，诬为讥刺仁宗神宗，“不忠莫大焉”。事实是苏轼的试题提出要学习、继承仁宗、神宗忠厚、励精之政。继而又把苏轼于元丰八年（1085）五月，从黄州量移汝州，得旨允许常州居住，于赴常途中闻父老颂美初即位的哲宗，高兴而作的《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之三，诬为闻神宗逝世而高兴，“无人臣礼”。事实是神宗死于同年三月初，苏轼得知消息后，即举哀，并在《与王定国书》中对神宗之知遇与庇护，感激不已，表示没齿难忘。接着又摘录苏轼所撰制诰，诬为“指斥先帝时事”，“讥刺先帝”，甚至张冠李戴，无中生有。更有甚者，苏轼请求赈济灾民，也成了“眩惑朝廷”。在迫不得已的境况下，苏轼一面上章自辨一面连章乞郡。其知杭时，曾在《与张君予书》中吐露了他乞郡的真实思想：“在内实无补报，而为郡粗可及民。又自顾衰老，岂能复与人计较长短是非，招怒取谤耶？若缄口随众，又非平生本意。计之熟矣，不如且在外也。”（《苏轼文集》卷五十五）苏轼的离朝，并非不愿在朝，而是不安于朝，迫不得已，意在处于不争之地。难怪苏轼对这种频繁的调动，亦深感苦闷和怅惘，因此，在知杭时写的《送芝上人游庐山》中云：“二年阅三州，我老不自惜。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岂知世外人，长与鱼鸟逸”。（《苏轼诗集》卷三十五）在赴定州离京前写的《和钱穆父送别并求顿递酒》（《苏轼诗集》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中，亦有“八州怜我往来频”之句。到定州后，所上《定州谢表》说得更明白：“伏念臣一去阙庭，三换符竹。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未经周岁，复典两曹。朝廷非不用臣，愚蠢自不安位。”（《苏轼文集》卷二十四）诗中“庭下梧桐树，三年三见汝。前年适汝阴，见汝鸣秋雨。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即叙述离朝知颍州，自扬州召还，现在即将离朝赴定州一段经历，表现了一种迫不得已无可奈何的心境。
“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客去莫叹息，主人亦是客。”王文诰案云：“已上四句，断定后事，此非诗之谶也，盖其朝局已成必败之势也。”王文诰的解析是有根据的。在整个“元更化”中，年幼的哲宗虽然很少表示自己的意见，一切听从太皇太后的指挥，但内心却是有看法的。作为哲宗老师的苏轼，对这一点似乎有所觉察。特别是高氏病危时，已经成年的哲宗即公开表现出对“元更化”的不满，高氏及元重臣都已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所以高后才劝元大臣早退，并要范纯仁继承其父范仲淹的忠贞，学习其父在仁宗之母听政时，劝仁宗之母尽母道，到仁宗执政后，力劝仁宗尽子道那样，对待哲宗。这些情况，苏轼是知道的。特别是苏轼受命知定州后，被哲宗拒绝面辞之后，情势已很清楚了。苏轼所上《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已充分表现了苏轼对时局即将变化的隐忧。“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即是对这种隐忧及自己命运担心的明白吐露。诗接下来即表述弟兄早年相约早退，共享弟兄之乐的愿望将成泡影的哀伤。最后借弟弟之口，愿彼此健康，牢记此次分别时的复杂感情。
《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一诗，则在倾诉了弟兄所遭遇的厄运之后，着重申诉了“国恩未报敢不勤，但愿不为世所醺”的宿志和衷曲，表示在任何艰难险阻之中，也要勤于国事，坚守理想和节操，决不为世俗所浸染。诗的最后写道：“问君何时返乡?i，收拾散亡理放纷。”反映了诗人思乡的情绪。
有意思的是，苏轼这一时期的思乡情绪似乎特别浓厚，竟有占这一时期四分之一的诗歌或显或隐地表现出思乡的情绪。在看到定州所获的雪浪石时，便联想到蜀中山水而写道：“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国山水聊心存。”（《雪浪石》）看到定州的海棠，也要勾起自己的乡思，而把它目为“乡人”（《三月二十日开园三首》之三）。在寄给弟弟的诗中，曾不止一次表现出归乡的思绪。甚至还天真地“欲请梓州而归”，高兴地写道：“明年花开时，举酒望三巴”（《三月二十日多叶杏盛开》）（《苏轼诗集》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这种浓厚的乡思，或许是处在巨大变故前夕的诗人一种特殊心态和情绪的反映。
《鹤叹》一诗则反映了诗人傲世独立的人格。诗中描写鹤的处境、形象和思绪，正如纪昀所说，“纯是自托”。“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长胫阁瘦躯”。可以认为是以鹤的无依与孤独自况。“俯啄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娱”，表明自己于世所求不多，却有凌云冲天之志，而不愿俯仰于人，供人赏玩。诗人借鹤自寓之后尚嫌不足，最后竟在写鹤“驱之上堂立斯须，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之后，直抒胸臆：“难进易退我不如。”这是诗人的自叹。
如果我们联系这一时期写的《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苏轼诗集》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一诗来看，就会更清楚地看出诗人在经历了大半生坎坷之后，不仅未能消磨锐气与棱角，反而磨炼了自己的意志，更加激起对权贵的憎恶与蔑视。诗歌在极力描写李白傲视权势和遗世独立的形象之后写道：“作诗一笑君应闻。”好像诗人与李白心有灵犀，引为同调。这足见这时期苏轼思想的另一面。
在定州所作《中山松醪赋》，是篇题材新颖而寓意深刻的作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于本篇题下引晁补之云：“松醪赋者，苏公之所作也。公帅定武，饬厨传断松节以酿酒，云饮之愈风扶衰。松，大夏材也。摧而为薪，则与蓬蒿何异。今虽残，犹可收功于药饵。则世之用材者，虽斫而犹可惜矣，傥因其能，转败而为功，犹无不可也。”松木是否可以酿酒，姑且不论，但晁补之所言用材之道，确为此赋主旨。赋中借松木之口控诉对构建大厦之材的糟蹋，触及到封建社会对待人才的普遍问题。“岂千岁之妙质，而死斤斧于鸿毛。效区区之寸明，曾何异于束蒿？”“嗟构厦其已远，尚药石而可曹。”对于本为栋梁之材的巨松，已被摧残得完全失去了建筑材料的功能，苏轼深感痛心与惋惜，于是设法转败为功，用来酿酒，使之发挥于人更为有益的作用。接着赋写这种酒不仅有：“愈风扶衰”、强身健体的作用，而且还可以为像三国末西晋初的“竹林七贤”，以及唐代“饮中八仙”那样的高人才士助兴，给他们插上想像的翅膀，远游“四荒”、“六漠”，“上下求索”，以抒发情怀，写出像屈原《远游》与《离骚》那样伟大的作品。这篇赋形象地反映了苏轼对封建社会糟蹋人才的不满，以及他爱才、惜才的思想感情，也是苏轼一生乐于扶持、奖拔人才的艺术折射。联系到自元丰以来，不少人才成为党争的牺牲品，而当时正处于又一次更加激烈的党争前夕的情况来看，就更加看出了这篇文章的深刻意义。
作为杰出的文学艺术家，苏轼每到一处，总是乐意和善于结交、团聚文士墨客，或传诗授艺，或论文讲学，或互相唱酬，或题名刻石，营造出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推动当地的文化活动，并留下一些雅事佳话。在定州时也不例外。
据《梁溪漫志.武臣献东坡启》记载，苏轼到定州不久，有武臣上启，“坡读之甚喜，曰：‘奇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问：‘何青为佳句？’端叔曰：‘独开一府，收徐庾于幕中；并用五材，走孙吴于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谁识之者。’端叔笑曰：‘视此郎眉宇间，决无此语，得无假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即为具召之，与语尽欢，一府皆惊。“（《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二转引，中华书局1994年版）
苏轼帅定日，有王安中者曾来从师求学，苏轼甚奇之。后因苏轼南迁而未能卒业。事见《平园续稿》卷十二《初寮先生集序》。
工作之余，苏轼常与府中一些官员欢饮唱和。据李之仪《跋<戚氏>》记载，他们：“每辨色会于公厅，领所事竟，按前所约之地，穷日力尽欢而罢。或夜，则以晓角动为期。方从容醉笑间，多令官妓随意歌于坐侧，各因其谱，即席赋咏。……临分，曰：‘足以为中山一时盛事，前固莫与比，而后来者亦未必能继也。’方图刻石以表之，而谪去，宾客亦散。”（《姑溪居士文集》卷三十八）
苏轼曾获一黑石，白脉，其纹似石间奔流，甚喜，名之曰“雪浪石”，并建“雪浪斋”，与另一石并蓄其间。苏轼咏此石的《雪浪石》诗，纵横变化，气势雄浑，为苏诗之优秀篇章。苏辙、李之仪、秦观、张耒、晁补之、僧道潜等，皆有和诗，而为诗坛一时之佳话。这样，“雪浪石”与“雪浪斋”就具有了文化艺术的内涵而成了供后人欣赏的艺术品与历史遗迹。
苏轼离开定州已九百多年了，他在定州的业绩和活动，已汇入定州的历史长河之中，他本人也已成为定州人民仰慕的历史先贤。据《雪浪石》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