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的民族起源众说纷纭，自开展中山文化研究以来，有关讨论课题发现定州的民族起源主要说法有四个方面，一是白狄鲜虞之说，二是胡人之说，再是鲜卑之说，还有山西洪洞大槐树之说。从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的范畴来讲，这些说法均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十分确切。下面就定州在几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发展状况，作一些探讨。
民族问题属于历史范畴。定州的民族肇始还要从五千年前新石器时期谈起。根据定州的考古发掘说明，五千年前，定州的先民沿唐河（史称寇水或沤夷）两岸定居，过着采集或游牧生活，后又半农半牧。现在的南陶邱、西南合、清风店、北王村、唐城等村庄，均有这个时期的聚落遗址。从出土的遗物证明，当时的先民已会用火，留有石刀、石斧、石镰、蚌器、骨器等。特别是出土的陶器较多，如绳纹泥质灰陶、夹砂粗褐陶和表面磨光的黑陶，都证明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属于龙山文化。古史传说中的陶唐故国，就是这个时期在这个地域出现的。当时唐尧属下的先民，已经游牧到唐河两岸，与原有土著共生存，并逐渐融合。因此，这个时期的先民，应视为定州人的始祖，是属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关于白狄鲜虞之说，基本要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鲜虞中山说起，鲜虞本属狄族的氏族一支。春秋时期，狄族分为三个支脉，即长狄、赤狄和白狄。其中白狄，主要分布在古雍州北部（今陕北一带）。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因受秦国的压迫和晋国和戎政策诱惑，南下东迁至今河北石家庄一带。东迁后的白狄，主要由鲜虞氏、肥氏、鼓氏和仇由氏四个氏族组成。后来肥氏、鼓氏、仇由氏相继被晋所灭。公元前530年前后，鲜虞氏在今保定、石家庄之间，建立了鲜虞中山国，并建有中人、顾、苦陉、西堡等城邑。“顾”就是今定州。这样鲜虞民族便成了定州民族早期来源之一。所以，说定州的民族源于鲜虞白狄有一定道理。但不是绝对的唯一来源，而是鲜虞白狄与当地先民的融合。
定州民族起源于“胡”之说，其主要根据来源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据《史记》记载，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春正月，赵王召集群臣商议北略中山之事，他有这样一句话：“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一方面表明了赵武灵王争霸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其胃口，即想要吞并的地域。但后人在古汉语理解上出现了偏差，认为“胡地中山”是一个偏正词组，是同指一个地方，这样中山就成为胡地了。其实它是一个并列词组，是指我国古代北方两个不同的族属地域概念。匈奴人自称“胡”。赵武灵王时的胡指的是林胡，它活动在榆中（今内蒙古伊克召盟准格尔旗）一带，有时也指染其东至阴山一带。这个林胡与中山没有任何瓜葛，这里的胡地也不是中山。所以，这句话当译为“胡人之地和中山之国我一定要占有它”。因此，“胡”不是定州的民族起源。
关于定州民族起源于鲜卑之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鲜卑也是我国古代民族之一，为东胡的一支，先秦时活动在鲜卑山（即大兴安岭）。春秋时有山戎之称。战国中山建立时，鲜卑还远居东北，因此，它和中山在这个时期没有联系，也就不可能称为定州的民族始祖。秦汉时期游牧于今西喇木伦河与洮儿河之间。到东晋十六国“五胡乱华”时期，有慕容、乞伏、宇文、拓跋等郡族先后在今华北或西北地区建立政权。特别是352年中山廉台之战、386年慕容垂在中山称帝建后燕国都、397年拓跋?n治中山、400年定州得名，等等这些都说明，鲜卑族与定州关系密切并实现了政治统治。但也不能说鲜卑族是定州的民族起源。其实鲜卑族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已与中原各民族开始融合，特别是孝文帝迁都之后，推行一改姓氏，二改服饰，三断北语，四互通婚，五重文教、祀孔子等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加速了民族的自然同化。到了隋唐时期其原来意义上的鲜卑民族已经不复存在。
关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之说，就更不能成立了。明初，定州确实几经战乱，既包括徐达自南及北进伐，直到把元朝皇帝赶到塞外，也包括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与明廷北伐军的拉锯战，都在定州有过激烈的战争。所以史志中记载，兵燹之后，民所剩无几。因此，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马上迁山西之民以实京师。也由此形成了我国历史上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大规模移民。定州的农民，大多数是由山西迁来。这个史实，不能说是民族起源，只能说成人口流动。
总之，定州的民族起源和华夏各民族起源一样，由多地域先民繁衍融合发展而来，不能简单说哪个地方源于哪个民族。但是，他们都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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