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恒平均枕京
从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到1127年灭亡167年间，在定州任职的文武职主要人员共99人。其中宋史有传记的92人，占92%；官至相位者（含枢密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25人，占25%。其最著名者如吕端、曹璨（宋开国功臣曹彬之子）、李继隆、吕公着、韩琦、庞籍、司马光、韩绛、韩忠彦（韩琦之子）、薛向等；外戚10人；功臣、贵胄、名相子弟18人。我们熟知的一代文豪苏轼曾知定州，宋太宗赞誉为“大事不糊涂”的吕端亦曾通判定州。仅仅一百余年，以定州屈屈一州之地，国之重臣、朝廷柱石将相在定州任职者连绵不断，实属一罕见历史现象。
出现名臣治定州这一罕见历史现象是与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及定州特殊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系的。早在唐末及五代时期，定州就成为藩镇节度使之间，藩镇节度使与辽之间争夺的战略要地。辽与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勖（包括其父亲李克用）幽州刘仁恭父子相互拼杀争夺定州这块地盘。《通鉴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928年）秋，王晏球大破契丹于（定州）唐河北，追至易州。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之后的后汉刘知远，后周郭威、柴荣都以收复燕云十六州与契丹窥伺中原而南下的战争不断。宋初，太祖、太宗忙于对北汉、南唐战争，一时无暇顾及于契丹，因而契丹不断南侵，掠扰山西、河北一带。等到臣服北汉、南唐、吴越之后，太宗雍熙三年，曾命曹彬、潘美、田重进三路北伐，企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终因曹彬失律而以失败告终。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冬十一月，李继隆败契丹于（定州）唐河。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令镇、定、高阳关三路兵悉会定州，以抵契丹。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契丹合兵攻定州，王超阵于唐河。在战争频繁的历史环境中，地处北方边陲的定州，为八方通衢，且无山川险要，其战略地位更显得十分重要，后来一位知定州宋祁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曾指出，定州“以其扼贼要冲，为国门户也”。对此名相富弼更做了十分透彻确切的论述。“天下十八道，惟河北最重，河北三十六州军，就其中又析大名府、定州、正定府、高阳关为四路，惟定州最要。定为一路治所，实天下要冲之最。”宋王朝历代皇帝正是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这点，无论是宋初战乱还是澶渊之盟后的相对和平时期，对定州都派“将相大臣领之”。“知是州者兼本路兵马都部署，居则治民，出则治兵，非文武材全，望倾于时者，不能安疆圉，屏王室也”。这已成为北宋王朝的一项国策。
名臣、将相治理定州一百六十余年，因其各自所处时空不同，各自素质、经历，政见也不尽一样，因而所采取的治理方略、实施之措施各异。一般说来，澶渊之盟前侧重武功，澶渊之盟后稍侧重文治。然亦有其共同之点。就其共同点摘其要者是：
一强武备，使军民将吏时刻不忘战。无论是宋初接连不断的对辽战争年代，还是澶渊之盟后的相对和平时期，在定州任职的无论是文臣还是武职，都把加强武备做为第一要务，并采取多种措施。一是精心训练士卒。仁宗时定武军节度使王德用（其父王超为宋初大将：曾屯重兵于定州，其本人后官至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任，“日训练士卒，久之士殊可用”（宋史.《列传》三十七《王超传》）。节度使兼知定州马步军都部署韩琦训练士卒“日月训齐之”，“仿古之阵法”，严肃军纪，严明赏罚，“用军制勤习，诛尤无良者。士死攻战则厚赙其家，籍其孤，继禀之，威恩并行”。由是“中山兵精冠河朔。”（宋史.《列传》七十一《韩琦传》）。二是练兵于民，居安思危，常备不懈。宋辽澶渊之盟后，宋辽间大规模的战争停止。但辽多次要求“复关南之地”，局部小规模、小范围冲突时有发生。定州的文武职守深知保境安民，就要练兵于民，使民众人人为可战之士。真宗时知定州马知节以“天下虽安，不可忘战去兵”时时告诫自己及僚属。（宋史.《列传》三十七《马全义》传，知节，全义子）直到宋徽宗时的知定州管师仁，至则下令“增陴浚湟，善茸甲胄，予以计度。”（宋史.《列传》一百一十《管师仁传》，管师仁后至吏部尚书，同知柢密院），庞籍、苏轼在定州任职时，在整饬军纪同时，亲自组建整顿民间武装组织“弓箭社”。组织广大农村青壮年”举弓而锄，佩剑而樵。”农忙务农为主，农闲习武。经常组织弓箭社成员轮番巡逻，遇有敌情，击鼓相召，倾刻可致千人。因其“人自为战”，“虏甚畏之”。三是简拔下级将才。定州任职者有的是久在行伍有勇有谋，能征惯战，威震敌胆的“将家子”，如曹玮、崔翰、王显、杨文广等；有的是善于统军治民、富有远见卓识之“儒帅”，如韩琦、庞籍、吕公着、薛向等。都十分注意从战争实践中简拔中下级将校、幕僚。“无贵贱礼之如一。尤以奖拔人才为急，傥公论所与，虽意所不悦，亦收用之”。“以为军中骨干”。如韩琦所简拔的狄青、赵滋、郝质、张忠等，后皆成为一时之名将。其中尤以狄青为最，曾得到韩琦、庞籍两相大力推荐，后成为仁宗、神宗两朝名震中外的军事统帅。狄青在宋抵御西夏及对南方侬智高的战争都立下赫赫战功，其事迹至今仍在民间流传，且被后人编为演义小说。
由于统帅深谋远虑、治军抚民有方，将吏效命，军民同心，因而使当时定州成为宋北方边境坚强堡垒。一百六十余年定州境内宋辽战争数十战，而无一失败。象宋辽澶渊之战这样大规模战争，辽统帅萧挞览统军二十万“攻定州不下”，只得绕道直趋澶州。甚至北宋末年金兵南侵的靖康之役，金统帅因定州难以愈越，也不得不绕过定州，直趋开封。直至金兵攻下北宋首都开封，徽、钦二帝被掳，当时知定州陈遘仍统帅军民同仇敌忾，抵抗金兵侵略，誓不降金。直到1128年（1127年北宋亡），金兵第二次围困攻打定州半年之久，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定州城陷落，陈遘为国捐躯。定州军民抗击外来侵略在宋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
二重生产。历任定州的文武职守其绝大多数十分注重发展生产。具有共性的措施一是打击恶霸豪强，惩办鱼肉百姓的将佐、贪官污吏及欺压乡民的恶势力。苏轼在定州对放债取息、聚众赌博、欺压小民者“付狱按治”，其中罪大恶极者“?x首斩之”。曹玮、张永德等都采取过类似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为一般平民创造了安心生产的较好环境，抑制大地主豪强盘剥农民，相对缓和了不断尖锐的阶级矛盾，起到了解放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二是兴水利、励耕织。定州境内唐河、沙河、孟良河、北清水河常为水患，民频受其患。水灾严重时，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因此定州历任官员把兴水利、除水患作为保境抚民的大事。韩琦曾上书皇帝，“请开保州徐河大堰，……民得无患”。被史家称为“干局绝人，尤善商财，计算无遗策，用心至到”的薛向，在神宗熙宁8年（公元1075年）唐河泛滥时，亲自带领访察使沈公、幕僚史?x、李元辅现场勘测地形、水势，确定治理方案，委派张迪、米万、何概负责筹资治河。浚淤、补坏陡门24处，新建6处，成田31顷。受灾百姓赖以安定。当时官府还对种棉、植桑、纳粮大户给予一定奖励。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定州80%农户种棉、植桑。田野无荒田，农茂粮丰。三是免除部分差役，捐税，减轻农民负担。韩琦在定州遭水灾后“境内二税，悉奏蠲免。山泽之利，听民贸易，官不收其税。往来河津，不取渡钱。一切逋负，搁而不追。三司科买柴草、食羊之类，悉权止之，故穷民休息”。还奏请免除定州境内之民向北京（今河北大名）交纳捐草。“以本州民力不厚，复至澶州地远，若此与北京同等出草，必见破家荡产，累奏得免”。四是发展工商手工业。迄于隋唐兴起的定州手工业，到了宋代由于诸名臣继续采取鼓励支持的政策而达到鼎盛时期。当时的纺织业、制瓷业、酿酒业、建筑业誉满天下。就丝织业而言，时定州可谓“桑麻遍野，户户机杼”。由于丝织业的发达，出现了独立于丝织业的机坊、柜户，还出现了大量雇用工徒的机坊、染肆等。说明当时定州丝织业已开始从家庭手工业向专业化发展。特别是当时定州的缂丝技术更是名冠全国。宋代庄绰撰《鸡肋编》载：“定州刻（缂）丝，不用大机，以熟色彩经于木木争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而成之，若不相连，承空视之，若雕铸之象，故名刻（缂）丝”。确凿的定州缂丝迄今未见。但定州静志寺和净众院两塔基地宫出土的瓷品都有丝织品包裹，多片的紫绢绣品，花叶纷陈，布局紧密。不仅质地优良，且色泽鲜艳。其花纹立体感很强，应属当时定州缂丝技术之精品。定瓷生产则更为辉煌。据发掘定窑遗址，方园达20余里。相传“一溜十八坡，大窑三千六，小窑如牛毛”。其产品“白如玉，薄如纸，声如謦”。苏东坡曾赋诗赞美“定州花瓷琢红玉”。其精品除供朝廷御用外，还大量出口到埃及、波斯、印度、日本和非洲一些国家。这一时期定州建筑业同样为一发展颠峰。太平兴国元年，李昭亮（宋太宗内侄）知定州，发动能工巧匠在城内建“众春园”。“渚水为塘，广百余亩，植柳万株，亭榭花草之盛冠于北垂”。真宗咸平四年开始动工兴建的开元寺塔。历时55年竣工。塔高83.7米，为11层楼阁式建筑，地面以上由塔座、塔耳、塔刹组成。塔平面由两个正方形交错组成八角形。基座周长127.65米。是迄今全国砖木结构最高塔，其精湛的建筑艺术可见一斑。
正是由于诸多名臣百余年连续采取一系列注重发展生产的措施，定州经济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昌盛时期，“定武储粟数百万。”“守得以固，功恃以克。”“且我库常积”。
三收民心。历任知定州名臣、重臣，大多禀“修德以安百姓，修法之要，莫先于学（吕公着语）”的安邦治国理念，奉行“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吕公着语）的治国抚民方略，收民心以固国本。一是救灾荒。遇有水、旱、蝗灾，官府出资救济灾民，防止灾民流离失所，荒芜田园。宋史多处记载，定州官府在灾后设粥厂，“设饼饵以食”。“开仓贷米”发给灾民口粮、种子，让灾民“侯丰年以新还官”（宋史.《苏轼传》），实行生产自救。对外籍来定州讨荒愿回原籍者发给“路粮”，“振活饥民数万”，民皆感其恩。皇帝曾“玺书褒激”，“邻道以为准（宋史.《韩琦传》）”。二是恤孤贫。将士在战场“殁王事者，必厚赙其家。子孙年十五以上，收以为军，给衣禀之半，候长教艺，而全给之。其后朝廷推以为法。”对社会上孤贫弱者皆视情抚恤。三是问疾苦。苏轼在知定州时常微服民间，访民疾苦。一日当其深入到城西北黑龙泉一带，看到当地农民水田插秧劳作十分艰辛，当其亲自听到“挠畦苦哇插秧难”的农民唉叹，颇受感动，亲自把农民插秧劳作情况编成悦耳动听的歌谣，教农民边插秧边习唱，以减轻农民精神之苦闷。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定州秧歌之起源，今已被确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四是常教化。历任定州当权者都非常重视教化作用，提倡“以德化人”。曾几次修建文庙，率乡贤祭祀孔子。并以历代先贤事迹为背景，建“阅古堂”一处。以古之贤者事迹，教育、感化人们。当时宰相富弼曾亲自为“阅古堂”撰文，叙述其深义。
自北宋王朝建立至其灭亡167年间，定州任职者99人，其政绩卓著，人民爱戴，皇帝褒奖者几十人。如裴济“在镇、定凡十五年”“三知定州，两败契丹”，“威绩甚着，太宗嘉之”（宋史.《裴济传》）；韩琦离任“官吏皆泣下，道路士庶，哭声动原野”。素有“能忧民之心”的吴无，当其离任时，定州“吏民诣阙贡马，疏其善政十事，愿借留树碑，表其德政”；史家称“治民有惠爱”的庞籍，“在郡有治迹，诏书嘉奖”的刘承宗，“长于政事，为能臣，性洁廉，不以一毫取诸人”的孙长卿，勤政亲民的一代文豪苏轼都在定州这块沃土上播撒下善政的种子。其事迹流传至今。
特殊的历史条件，形成一代名臣治定州的群体。勤劳朴实的定州人民成就了这一群体闪光的治绩，也使得定州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长河中成为一个社会稳定、人民富裕，民风淳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鼎盛时期。其间虽有个别瑕疵，终究瑕不掩瑜，成为历史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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