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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不再听从元?v老派执政大臣的意见。范祖禹上疏说：“高太后一死，必定有人以改先帝（神宗）之政，逐先帝之臣，归过于高太后。”他要求哲宗“守元?v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哲宗听不进这些意见。
礼部侍郎杨畏伺机上疏说：“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继承祖述）之道。”疏人，哲宗就立刻召见，问先朝旧臣谁可用。杨畏荐章貘。吕惠卿等，主张以章貘为相，帝深纳之。
苏轼尽管对司马光尽废新法持不完全赞同的态度，并因此遭到一些保守派的排斥陷害；但因他始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并且是在元?v更化时期重新起用的，因此仍被哲宗视为旧党，对他非常冷落。哲宗批准了苏轼出知“重难边郡“的请求，命他知定州（今河北定县）。苏轼作为哲宗的侍读，朝廷的要员，出守边远重镇，理应陛辞。但哲宗却以“本任官阙，迎接人众“为借口，拒绝苏轼上殿面辞。苏轼说：“臣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戍边，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亦难矣！”苏轼深感“国是将变”，担心急功近利之臣劝哲宗“轻有改变。”因此，哲宗虽不见他，他仍向哲宗上疏说，古代有所作为的圣人，都要先处晦处以观明处，先处静处以观动处，那么万事万物都可看得清清楚楚。不过数年，就自然知道利害关系，辨识邪正之人，然后根据这种观察采取措施，就一定能够成功。他说：“今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年轻），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视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东坡奏议集》卷十四《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很明显，这正是他的“见得未破，不要下手，俟了而后行”的一贯主张。但是，哲宗不但没有听从他这位老师静观数年的劝告，而且把这位老师一贬再贬，终哲宗朝，再也没有让他回到朝廷。
定州是古代中山国所在。苏轼在赴定州，告别苏辙时说：“庭下梧桐树，三年三见汝。前年适汝阴，见汝鸣秋雨。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东坡后集》卷三《东府雨中别子由》这几句诗表现了苏轼这些年生活的动荡以及知定州时的抑郁心情。）
苏轼赴定州时，雍丘（今河南杞县）县令、著名书法家米芾邀请他赴宴。苏轼与米芾是老朋友，自然没有不去之理。苏轼到后，只见屋子里摆了两张大长桌，桌上放有精笔、佳墨和一大摞纸；侧面放的酒、菜。苏轼一见大笑，知道是米芾要同他一起作字。二人就座后，一面喝酒，一面展纸作字，一两个人专门为他们磨墨，都不能满足需要。一直写到傍晚，酒喝足了，纸也写完了，才相互换了所写的字。这天他们两个均发挥了最高的书法技能，“俱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苏轼同米芾的友谊是很深的，以后他从海南贬官归来，即在他去世前不久，还写信给米芾说：“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耶？”（《东坡续集>卷八《与米元章书》）。
苏轼于九月二十七日离京，十月二十三日到定州。定州是北邻契丹的军事重镇，但边备却非常松弛。苏轼在《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东坡奏议集》卷十四）中说：“臣窃见北虏久和，河朔无事，沿边诸郡，军政少弛，将骄卒惰，缓急恐不可用，武艺军备，皆不逮陕西、河东远甚。虽据即目（眼前）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猝。”苏轼还说这里是“承平百年烽燧冷。（《东卷后集》）卷三《雪浪石：》）一个“冷”字，深刻揭露了当时边备松弛的情况。为了加强边备，苏轼一到定州就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整饬军纪。定州军纪松弛，贪污盗窃成风。有持杖入库，盗铜锣十二面，监司明知而不检举的；有两年之间盗卖八百余件什物，值银二百五十余两的；有把禁山开垦为田，不但不予制止，反而公然征税的；有明出告示，召集军民赌博的。结果是法令不行，禁军日有逃亡，甚至聚为“盗贼”。苏轼经过了解，发现禁军一般都很贫困，十有六七的人赤身露体，饥寒交迫，营防大段损坏，不避风雨。而禁区军贫困的原因在于官吏贪污，刻扣军饷，放债取息，引以成风，将校既然违法不公，军纪自然无法整饷，所以军人都饮酒赌博。苏轼来到这里，一面严惩贪脏枉法的首犯，不如此，“无以警众革弊”；一面派人修补禁军营房，因为在苏轼看来，“岂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终年处于破屋之中，上漏下湿，不安其家？”（《东坡奏议集》卷十四《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
二是增修弓箭社。苏轼认为，沿边禁军即使经过整饬，有事时也不可用。因为将骄卒堕，由来已久，胆子很小，体力很弱，近戍短使，都要与妻子儿女泣别；被甲执仗行数十里，就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满面。如果严加训练，使这些士卒能耐劳苦，又可能引起契丹的惊疑，招致战争。
若干年来，沿边要害所聚禁军都有只能起一种壮国威，消敌谋的作用。真要打仗，还得从内地另调禁军。而平日的保境安民，得靠当地百姓。自澶渊之盟以来，老百姓自己起来组织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每户出一人，推选家资武艺出众的人为头领。他们自立赏罚，严于官府，“带弓而锄，佩剑而樵”，一面耕作，一面备边，分番巡逻。遇有紧急的事，就击鼓集合，顷刻可致千人。他们“人自为战，虏甚畏之。”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因推行保甲法，这种民间自卫组织有所削弱。苏轼主张加强弓箭社，认为“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东坡奏议集》卷十四《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
三是赈济饥民。元裙八年，河北诸路均受灾。苏轼估计第二年春夏之秋，必将缺粮。苏轼请求朝廷减价十分之二出卖常平米，使米价不致上涨，百姓人人受惠。（《东坡奏议集》卷十四《乞减价常平米赈济状》）但民间缺乏现钱买米，仍不免有饥饿之人，因此他又要求朝廷允许他将仓中陈米贷与各户，候丰收时以新米还官。这样，“不惟乘此饥年，人户缺食，优加赈济；又使官中却得新好白米充军粮支遣；及免年深转至损坏，尽为土壤。”（《东坡奏议集》卷十《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正当苏轼为巩固北方边防而采取种种措施的时候，哲宗却以“讥斥先朝”的罪名把他贬官惠州了。（李志惠）苏轼亲手所种槐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