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内部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顽固派，奉行不抵抗主义，致使日军沿平汉路长驱南下，9月28日，日军的铁蹄踏进定县古城。定县城沦陷后，中共党组织被冲散，与上级党失去联系，以国民党县长贾济川为首的军政人员仓慌南遁，定县境内处于混乱状态。
进入定县城内后，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危难之际以李济寰、杨士杰为代表的定县共产党人挺身而出，打起抗日大旗。10月，在李济寰与晋察冀边区党组织取得联系之后，中共定县县委在唐县马庄八路军驻地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庄会议”。会议针对定县广袤，又被平汉线和县城分割的情况，为便于开展对敌斗争，适时地作出了将定县一分为二，建立定南、定北两县的正确决定。唐河以南、平汉路以东为定南县，唐河以北、平汉路以西为定北县。在两县委正式建立前，两县先分别设立中共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统一接受中共定县县委的领导。中共定南工委由张克己、安玉林、马光斗、孙希同、张学轲、唐朴农组成，张克己任书记中共定北工委由杨士杰杨星五、李光宇、李风歧组成，杨士杰任书记。同时，中共定北工委在砖路镇组建了半政权、半群众性的定县西北乡联乡自卫会，不久改称区，设区政府于唐县白沙村，这是定县第一个区人民政权。
定县的党组织经过了1937年的恢复和初步发展后，1938年进人大发展时期。1938年1月31日，定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李亲顾镇成立，聘冯钧为县长。至此，全县有了统一的抗日政权。1938年5月，经晋察冀边区批准，定南、定北县分别建立了县委、县政府，又相继组建了区委、区政府和工、农、青、妇、武等群众组织，为全面抗战提供了组织保证。1940年6月，经上级批准，划定南县平汉路东侧的30个村归定北县领导，成立定北县第六区，因其地形和敌情特殊，又号称“特别区”，设立区委和区公所。这一年，尽管日军加紧了对中国的纵深侵略和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是中共定北县委再接再励，不断把各项抗日工作推向前进，连续掀起扩军、参军高潮，生产合作高潮，破交运粮高潮和民主建政高潮，全面发展了抗日斗争形势。全县农村党支部发展到398个，党员发展到6082名，定南、定北县的抗日斗争进入“黄金时代”。
“百团大战”的胜利，使华北日军受到重创和威胁，他们放慢了正面战场上的进攻，在“确保华北，必先确保冀中”的口号下，对整个冀中进行清剿扫荡，从1941年3月开始，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连续进行了三次“强化治安运动”，日军侵略的魔爪已由点向面扩展，所到之处，烧光、杀光、抢光，修碉建点，挖沟筑堡，建立“爱护村”，大搞伪“保甲制度”，成立伪自卫团，发展农村特务组织，推行以县城为基地、以铁路为轴、以公路为链、以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妄图对抗日根据地分割蚕食，将各级党政军抗日组织置于“囚笼”之中，困死摧垮。
1942年，抗战进人最艰苦阶段。中共定南、定北县委组织干部群众针锋相对，开展反封锁、反蚕食、反扫荡斗争，利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形式狠狠打击敌人。
1942年6月以后，中共定南县委接连召开了“大定会议”“七级会议”和“赵庄会议”，冷静地分析和估量了形势，确定了新的正确的对敌斗争的方法，决定立即收拢失散的游击队员，恢复重建县、区抗日游击队。10月，为使县、区各抗日群众组织做到短小精悍、机动灵活地开展对敌斗争，定南定唐县均重建了县、区抗联会，原工、农、青、妇、文等群众团体组织改为抗联会的一个部，实现领导一元化。12月，中共定南、定唐县委遵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县、区委书记分别兼任县、区游击队政委，县、区长分别兼任县、区游击队长，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经过这一系列的艰苦工作和斗争，在中共定南、定唐县委的领导下，不仅胜利地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而且还为党、为革命保存下来较雄厚的革命力量，虽然在斗争中负出了不少血的代价，但终于取得了两县抗日斗争局势的重大转折，各项抗日工作开始由被动转入主动，从黑暗中冲了出来。
1943年10月，斗争形势发生重大转变，抗日游击队恢复到“五一”大扫荡前的规模，由被动还击到主动出击，屡屡拔掉敌人的据点。敌人被迫由小据点向大炮楼撤退，逐步集中到城镇及铁路公路沿线。中共定南、定北县委及时组织武装力量乘胜反击。抗日军民发扬了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将鬼子据点各个击破。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定南支队、定唐支队、云彪支队和各区小队及广大民兵，在中共定南县委、定唐县委领导下，以排山倒海、风卷残云之势，半年时间，将所剩碉点一扫而光。8月15日，驻定县城内的日军宣布投降，终于赢得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八年抗战中，中共定县地方组织坚持全民族团结抗战，创建与巩固了县、区、村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抗日武装体系；发展和壮大了共产党的组织和队伍，全县有13466名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涌现了革命英雄杨银山、抗日英雄甄凤山、民兵英雄郝庆山这样有口皆碑的“定县三山”而齐名的民族英雄；有7000余英雄儿女以身殉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史诗。
（根据《定州风云》《定州丰碑》整理）
进入定县城内后，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危难之际以李济寰、杨士杰为代表的定县共产党人挺身而出，打起抗日大旗。10月，在李济寰与晋察冀边区党组织取得联系之后，中共定县县委在唐县马庄八路军驻地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庄会议”。会议针对定县广袤，又被平汉线和县城分割的情况，为便于开展对敌斗争，适时地作出了将定县一分为二，建立定南、定北两县的正确决定。唐河以南、平汉路以东为定南县，唐河以北、平汉路以西为定北县。在两县委正式建立前，两县先分别设立中共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统一接受中共定县县委的领导。中共定南工委由张克己、安玉林、马光斗、孙希同、张学轲、唐朴农组成，张克己任书记中共定北工委由杨士杰杨星五、李光宇、李风歧组成，杨士杰任书记。同时，中共定北工委在砖路镇组建了半政权、半群众性的定县西北乡联乡自卫会，不久改称区，设区政府于唐县白沙村，这是定县第一个区人民政权。
定县的党组织经过了1937年的恢复和初步发展后，1938年进人大发展时期。1938年1月31日，定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李亲顾镇成立，聘冯钧为县长。至此，全县有了统一的抗日政权。1938年5月，经晋察冀边区批准，定南、定北县分别建立了县委、县政府，又相继组建了区委、区政府和工、农、青、妇、武等群众组织，为全面抗战提供了组织保证。1940年6月，经上级批准，划定南县平汉路东侧的30个村归定北县领导，成立定北县第六区，因其地形和敌情特殊，又号称“特别区”，设立区委和区公所。这一年，尽管日军加紧了对中国的纵深侵略和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是中共定北县委再接再励，不断把各项抗日工作推向前进，连续掀起扩军、参军高潮，生产合作高潮，破交运粮高潮和民主建政高潮，全面发展了抗日斗争形势。全县农村党支部发展到398个，党员发展到6082名，定南、定北县的抗日斗争进入“黄金时代”。
“百团大战”的胜利，使华北日军受到重创和威胁，他们放慢了正面战场上的进攻，在“确保华北，必先确保冀中”的口号下，对整个冀中进行清剿扫荡，从1941年3月开始，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连续进行了三次“强化治安运动”，日军侵略的魔爪已由点向面扩展，所到之处，烧光、杀光、抢光，修碉建点，挖沟筑堡，建立“爱护村”，大搞伪“保甲制度”，成立伪自卫团，发展农村特务组织，推行以县城为基地、以铁路为轴、以公路为链、以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妄图对抗日根据地分割蚕食，将各级党政军抗日组织置于“囚笼”之中，困死摧垮。
1942年，抗战进人最艰苦阶段。中共定南、定北县委组织干部群众针锋相对，开展反封锁、反蚕食、反扫荡斗争，利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形式狠狠打击敌人。
1942年6月以后，中共定南县委接连召开了“大定会议”“七级会议”和“赵庄会议”，冷静地分析和估量了形势，确定了新的正确的对敌斗争的方法，决定立即收拢失散的游击队员，恢复重建县、区抗日游击队。10月，为使县、区各抗日群众组织做到短小精悍、机动灵活地开展对敌斗争，定南定唐县均重建了县、区抗联会，原工、农、青、妇、文等群众团体组织改为抗联会的一个部，实现领导一元化。12月，中共定南、定唐县委遵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县、区委书记分别兼任县、区游击队政委，县、区长分别兼任县、区游击队长，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经过这一系列的艰苦工作和斗争，在中共定南、定唐县委的领导下，不仅胜利地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而且还为党、为革命保存下来较雄厚的革命力量，虽然在斗争中负出了不少血的代价，但终于取得了两县抗日斗争局势的重大转折，各项抗日工作开始由被动转入主动，从黑暗中冲了出来。
1943年10月，斗争形势发生重大转变，抗日游击队恢复到“五一”大扫荡前的规模，由被动还击到主动出击，屡屡拔掉敌人的据点。敌人被迫由小据点向大炮楼撤退，逐步集中到城镇及铁路公路沿线。中共定南、定北县委及时组织武装力量乘胜反击。抗日军民发扬了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将鬼子据点各个击破。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定南支队、定唐支队、云彪支队和各区小队及广大民兵，在中共定南县委、定唐县委领导下，以排山倒海、风卷残云之势，半年时间，将所剩碉点一扫而光。8月15日，驻定县城内的日军宣布投降，终于赢得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八年抗战中，中共定县地方组织坚持全民族团结抗战，创建与巩固了县、区、村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抗日武装体系；发展和壮大了共产党的组织和队伍，全县有13466名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涌现了革命英雄杨银山、抗日英雄甄凤山、民兵英雄郝庆山这样有口皆碑的“定县三山”而齐名的民族英雄；有7000余英雄儿女以身殉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史诗。
（根据《定州风云》《定州丰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