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书的限制，有关归文西行取经的详情无法确知。”孙继民先生说，“但上述文书对了解后唐时期定州开元寺以及定州的佛教历史活动极有价值。”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和孙先生曾经有过接触。孙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他在研究隋唐史的过程中，曾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和时间涉猎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后唐归文和尚与定州开元寺的史实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认为，《定州开元寺敦煌文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第一，文书表明，定州开元寺是北方地区的重要寺院之一。唐代以后，以开元寺为名的寺院很多。开元寺得名于唐宣宗开元年间，当时朝廷令天下诸州各建大寺一所，定州开元寺无疑得名于此。定州开元寺虽然得名于唐宣宗时期，但该寺的的历史早在此前。据民国本《定县志》卷2《古迹寺塔》及卷18《金石志》，民国时期在开元寺之南出土过北魏七帝寺、丰乐寺的造像记，其中的七帝寺造像记有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造弥勒、菩萨等语，可证定州开元寺在唐代以前称过七帝寺、丰乐寺，定州开元寺的历史至迟始于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
从有关史料的查证及与孙继民先生讨证，从北魏至唐代，定州的佛教在河北地区一直比较活跃，《唐高僧传》就屡见定州的记载。后唐时期，定州的佛教仍很兴盛，斯坦因文书529号还记载有一件被称为《诸山圣迹志》的文书，该文书是一位佚名僧人巡礼四方寺院的笔记，他曾经到过河北的定、镇、邢、沧等州，他对定州是这样记载的：“南行五百里至定州，管三州十六县，其城周围二十八里，罗城四十里。大寺五所，禅院八所，小（禅）院四十所，僧尼三千余人。四时讲唱，梵钟和鸣，凡有所需，宫中恭备”。定州一城规模宏大的寺院，晨钟暮鼓，香烟袅袅，殷繁壮实的佛事活动，一时间使百里千万香客涌向定州，大小街道商铺林立，白日人群熙熙攘攘，夜间灯火辉煌，呈现出“吉祥安定，神奇方舟，在定州”的繁荣景象。因此，可见定州开元寺所处的重要地位，当时它才能够派出本寺僧人前往西土取经，并且是奉旨而行，显示出它不仅是定州“大寺五所”中的首寺，而且也是北方地区重要的寺院。
第二，《定州开元寺敦煌文书》表明，定州开元寺派僧人前往西土取经早在北宋之前就已有过。定州开元寺早已湮没无存，现在只剩开元寺塔，又称料敌塔，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在2001年写了《中华第一塔―――定州开元寺塔》及有关开元寺塔的文章。现在古塔前矗立的那尊高大纹理清晰的巨石上“中华第一塔”古朴苍劲的字迹，就是中国著名古建筑专家、考古专家罗哲文先生题写。关于定州开元寺塔的建筑及由来，道光本《定州志》卷5《地理古迹》记载“料敌塔，又名大塔，在州治南。按旧志：开元寺僧会能前往西竺取经，得舍利子。宋真宗咸平四年诏建塔，会能董其役，伐材于嘉山，仁宗至和二年始成，高十三级，围六十四步，盖筑以望契丹者”。1998年，孙继民先生为《定州开元寺敦煌文书》一事专门到定州考察，他认为：会能尝往西竺取经，过去一般认为这是定州开元寺曾经派人前往西土取经的唯一的记载，现在根据敦煌文书，可知早在五代的后唐时期就已经有开元寺僧人前往西土取经。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后唐时期的归文是否即后来宋初的会能？按：会能主持开元寺塔的修建是在宋真宗咸平四年，即公元1001年，此时上距归文同光一年（923年）的文书已经78年，很显然，这位宋初的会能不可能是以前归文的改名。孙先生认为在会能之前，定州开元寺已经派出过僧人前往西土取经，定州开元寺派人取经的活动至少有后唐时期和宋初两次。
大和尚归文与定州开元寺离我们早以远去，而现在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定州开元寺敦煌文书》的重要历史价值，更重要的还有我们的祖上和先民坚忍不拔，锲而不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民族精神。千年后，我们继续要思索和努力工作的是，如何进一步推动地方文化的提升和更广泛的学术交流，用民族文化的深厚内涵，举力区域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以企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作者：李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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