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器，是中国古代专门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又称“冥器”或盟器。常是模仿各种礼器或日用器皿、工具、兵器的形象，还有人、家畜及鸟兽的形象，以及车船、家具、建筑等模型。质料以陶、瓷、木、石最常见，也有用金属制造的。
定州的随葬明器，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中，即已发现有专供随葬的模型器，后在以定居农业为基础的新石器文化中也大量存在，而且在以后历代墓葬中都有发现。
商周时期的葬俗与出土明器
商代是中国青铜器时代的盛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高度的发展，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着庞大的国家，因此，在商代的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的陵墓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
商代，定州为商王朝北方方国之又国，也是商文化繁荣地区之一。当时的奴隶主和贵州统治阶层，奴役大量的奴隶从事农牧、手工业等制造。定州商代古墓群发掘出土的大量随葬品，主要体现了以下几点：
一是以青铜器为主要随葬重器。 在已发掘的42座商代墓葬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属于大型墓，其余为中小型。
大型墓随葬物丰富，有青铜器、玉器、石器、漆器等，它们绝大多数为实用器，有的则是用铝制的质薄体轻无法实用的青铜兵器，是专供随葬用的明器。青铜礼器最多，主要有鼎、觥、觚等。器表附加兽首装饰，部分青铜器上铸有铭文和符号。
二是有人殉人牲现象。商代统治阶级的墓葬特点之一，是使用大量的人和牲畜殉葬。人牲，是在祭祀时把人象牲畜一样供奉给祖先和山川神灵，被杀的为战俘和奴隶；人殉，则是为奉侍死后的社会或家族某些特权者而死的人，包括墓主人陪臣、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各种类型的墓都在墓底的正中设一长方形的小型坑穴，其位置正当墓主人尸体腰部以下，故称“腰坑”，坑内埋一殉葬的人或狗。即便是平民的墓，也往往有埋狗的腰坑。在已发掘的定州商代墓群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曾有殉狗3—5只，大型墓葬除了狗、牛腿以外，还有人。人殉人牲的出现，反映了商王朝的礼制对奴隶阶级严酷的刑罚和统治，同时，墓葬的规模、随葬明器的数量与组合、殉人的多少等，也反映了商代定州社会行为规范的礼制在此时已开其端倪。
三是出土明器生动体现了当时的工艺水准和社会风尚。商代方国贵族墓出土的青铜作品中，礼器物厚重，器物装饰画面以平饕餮纹和兽面纹为主。不少器物，有突起较高的扉梭和大角的兽首形附加装饰。这些物品充满神秘气息，现在看来其形状和图案也是令人惊异，它们同样是深厚历史文化土壤中的芽胞，是原有文化象征符号的融合和升华。
春秋战国时期的墓俗及出土明器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从而也出现了埋葬制度的巨大变化，即随葬礼器及乐器的增多。至东周时期，在墓葬礼乐制度方面已演变成诸侯用九鼎，卿大夫用七鼎，下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从中山国遗址和墓葬发掘报告中，考古发现，中山王……墓出土铜礼器九鼎、四箧及鬲、豆、壶等，陶制礼器五鼎及豆、盘、壶、灯等，乐器（编钟）14件，编磬13件。这些都是专用于殉葬的明器。这一时期的墓葬不仅形制、随葬品的种类、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但是礼器和乐器仍然被统治阶级看作是最重要的随葬品。
秦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人们不再用青铜礼器随葬，而是出现了模拟人形的俑，来代替活人殉葬的新习俗。最早的俑可能是用茅草扎束而成的人形，又称“刍灵”，以后用木俑和陶俑做为随葬明器的风俗渐盛。
汉代葬俗与出土明器
汉代墓葬的特点是墓的种类复杂，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并尽量将生人所用的器具、物品纳入墓中，甚至将房屋、田地和牲畜之类也制作成模型器和偶
汉墓群出土的陶制器，可分为实用器和明器两种，前者主要为日常生活器物，后者主要有仓、灶、井等模型，以及牛、马等动物塑像和各式各样的陶俑等，其数量之多，制作技术之精，简直到了惊人的程度。如东汉中山王刘畅墓出土了一件陶楼，是仿木建筑的模型。这件绿釉陶楼，造型优美，制作工艺精湛，无论从建筑形式或结构，还是从建筑装饰上都有很强的代表性，是汉代建筑明器之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