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多才多艺的杰出作家。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首开宋诗新风气；词作一扫当时词坛绮艳柔靡的风尚；书法是继唐代颜真卿之后的巨擘。他还通晓韵律，喜爱生活，懂得园林艺术，精于鉴赏吉金乐石。在美学领域里，称得上是一位全才。苏轼一生经历坎坷，他的创作，可以说是他坎坷身世的写照。他出知定州的遭际及其创作，正是他人生道路和创作实践的一个缩影。
一
苏轼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无人否定，但是政治上却有人把他划入“保守派”加以贬斥。他在天有灵是会摇头叹息的。他少年时期就“奋厉有当世志”，青年时期已“学通经史”，“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东坡先生墓志铭》）。二十六岁考“制科”时针对北宋王朝的腐朽现状写了《策略》、《策别》、《策断》等二十五篇文章，提出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主张。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议行新法，他虽然反对变科举为学校以及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等，但却拥护新法中“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兵鼓旗”等抑制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的措施。宋哲宗元元年（1086年），司马光等旧党上台执政，决计废除一切新法，苏轼却认为“法相因，则事宜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新法中的免役法使“民不知有仓库纲运破家之祸，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批评司马光“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并怒斥顽固不化的司马光为“司马牛”。由此可见，苏轼有自己的头脑和主张，他既批评“新党”，又抨击“旧党”，企图走出一条不左不右的新路。正是这种政治态度，使他一直处在新旧两党的夹攻之中。
宋哲宗嘉二年（1057年）苏轼以卓异的成绩高中进士，因不完全赞同王安石变法，先后外放杭州、密州、湖州等地刺史。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罢相，新法在一批“不才苟简贪鄙”之徒手中推行，产生了种种流弊。苏轼把他在任上看到的问题“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希望“流传上达，感悟圣意”（《乞郡札子》）。结果，却被御史李定等构陷为诽谤朝廷罪，逮捕下狱。经其弟苏辙等多方营救出狱后，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在高太后主持朝政的元更化时期，苏轼被起用为端明殿学士兼侍读学士。元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帝亲政，新党重新上台，元诸臣相继获罪。尽管苏轼曾前后为哲宗“侍读”五年，但仍被哲宗视旧党、后党，遭到冷眼。于是，苏轼不得不再度请求外放。哲宗帝降旨，令其知“重难边郡”定州。
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州市，是当时北邻契丹的军事重镇。苏轼身为朝廷要员，出守边远重镇，理应陛辞，但哲宗以“本任官阙，迎接人众”为词，拒绝苏轼上殿面辞。苏轼深有感慨地说，“陛下听政之初”即“废祖宗临遣将帅故事”，“厌闻人言，意轻边事，其兆见于此矣”，况“臣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戍边，不得一见而行”，岂非有意“疏远小臣”？他十分担心“急进好利之臣”鼓动年轻的哲宗贸然行事，故“冒死进言”：
今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见《朝辞赴定州论事状》）这正是他“见得未破，不要下手，俟了了而后行”的一惯主张。但是，哲宗帝不但没有听从他这位才高学富的老师静观数年的劝告，反而以怨报德，一再贬谪，终哲宗朝，一直没有让苏轼回到朝廷。他在告别弟弟苏辙的一首题为《东府雨中别子由》的诗中写道：
庭下梧桐树，三年三见汝。前年适汝阴，见汝鸣秋雨。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
广陵，即今江苏扬州市，苏于元
六年（1091）知扬州。中山，即定州（曾为古中山国国都）。诗中诉说了他多年来的动荡生活和知定州前夕的抑郁心情。
二
苏轼于元八年（1093年）九月二十七日离开京城汴梁。其时，“士愿从行者半朝廷”，因哲宗帝未陛辞，故“皆不敢有请于先生”（《张右史集》）。在这种肃杀的气氛中，苏轼带着刚刚同贤妻王闰之（字季章）死别的心情，于十月二十三日到达定州治所。当时的定州“军政坏弛，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宋史.苏轼传》）。“武艺军装，皆不逮陕西、河东远甚”。苏轼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以个人恩怨而懈怠，不因心情悲伤而消沉。他面对边备的松弛、混乱，考虑到：“虽据即目（眼前）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猝”（见《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于是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边防建设。
一是整饬军纪。苏轼经过认真调查研究，遂“因事行法”：对贪赃枉法的首犯严加惩处，不如此“无以警众革弊”；对偷盗者“付狱按治”；对侵斫禁者“依法勘断”，而“其多年侵耕已成永业者，别作擘画处置”；对出榜召人聚赌者，令其“改业”。经过整顿，“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衰少，贼盗亦稀”（引自《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
二是修筑营房。苏轼曾派出幕官：“遍往诸营点检”，了解到“营房大段损坏，不庇风雨。”“诸营军号，例皆暗敝。妻子冻馁，十有五六”。据统计，应修盖营房计七千九百七十一间，需钱三万三千四十七贯七百四十文。当时的河北转运司钱赋窘迫，这样一个数目，是难以支付的。于是，苏轼急修《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奏闻朝廷获准后，遂置场买料，烧造砖瓦，雇佣军匠，节次不住，加紧修盖。
三是增修弓箭社。本来，“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个，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坡，饮食长技，与北虏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罚。遇有紧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虏甚畏之。”但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因推行保甲法，这种民间自卫组织遂有所削弱。苏轼则认为，“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他还亲自为弓箭社制订条例，加意拊循，敦促民众认真施行。
四是赈济饥民。元八年（1093年），河北诸路雨水为害，收成减半。苏轼考虑到第二年“春夏新陈不接之际，必致大段流殍”，便请求朝廷允许他将仓中旧年损弱白米贷与各户，“侯向年半熟日，依元例并令送纳十分好白米入官”。这样做，“不惟乘此饥年，人户阙食，优加赈救，又使官中却得新好白米充军粮入支遣”，更可以避免仓中白米因“年深转至损坏，尽为土壤”（《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从这里可以看出，苏轼对民众疾苦十分关心，且考虑到国家的利益。
此外，他看到定州曲阳县的北岳庙“建造年深，屋宇颓弊”，写了《乞降度牒修北岳庙状》，请求朝廷允许他将庙中所存“银器一千三百余两”出卖，“收买材植”，“应副修造”，“所费钱数不多”，却足以表明“朝廷尊事岳庙之意”。可见，苏轼对古代文物也是十分爱护的。
以上事实证明：苏轼决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保守派”人物，而是一位稳健的改革者。他总是从忠君爱民出发，采取稳妥的办法兴利除弊，既对朝廷负责，也让人民受惠。可以推断，如果让苏轼主持朝政，象他在定州那样扎扎实实地逐项改革，赵宋王朝也许不会那样快地走向衰亡。
三
苏轼自哲宗元八年（1093年）十月至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知定州，虽然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除写了《朝辞赴定州论事状》、《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乞将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乞降度牒修北岳庙状》等奏章外，还写下《雪后书比台壁》、《立春日小集呈李瑞叔》、《次韵曾仲锡元日见寄》、《以檀香观音为子由生日寿》、《次韵李瑞叔鸳鸯竹石图》、《中山松醪寄雄守王引进》、《三月二十日开园三首》、《刘丑厮诗》、《寄馏合刷瓶与子由》、《石芝》、《送王敏仲北使》、《次韵滕大夫三首》、《送翟安常赴阙兼寄子由》、《鹤叹》、《次韵王雄州送侍其泾州》等诗二十多首，以及《题三国名臣赞》、《戚氏词》、《中山松醪赋》和《雪浪石盆铭》、《雪浪斋铭》、《定州谒诸庙祝文》、《谒文宣王庙祝文》、《北岳祈雨祝文》、《定州辞诸庙祝文》等赞、赋、铭、文等十多篇。这些诗文真实地反映了他在定州的生活和思想。其中的《雪浪石》（《次韵滕大夫三首》之一）、《鹤叹》、《寄馏合刷瓶与子由》和《中山松醪赋》等，历来为人称颂。《雪浪石》作于元八年冬。诗云：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岱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黄昏。削成山东二百郡，气压代北三家村。千峰右卷矗牙账，崩崖凿断开土门。竭来城下作飞石，一炮惊落天骄魂。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卧枯榆根。画师争摹雪浪势，天工不见雷斧痕。离堆四面绕江水，坐无蜀士谁与论。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国山水聊心存。
雪浪石，黑色有白文，犹如“雪浪”。他酷爱此石，故把自己居住的房屋名为雪浪斋，并作有《雪浪斋铭》。引云：
“予于中山后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孙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又得白石曲阳，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斋。”
据《名胜志》载：“雪浪斋故址，在定州文庙后。”冯应榴引《墨庄漫录》云：“元符中，张芸叟守中山，重安盆石，方欲作诗寄公，闻公之薨，及作哀辞云：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却怜坚重质，不减浪花痕。满酌中山酒，重添丈八盆。公兮不归北，万里一招魂！
《雪浪石》从太行山的气势写起，接写雪浪石的殊异，进而由雪浪石想到故园的山水。笔力矫健，气势雄伟，寄意深远。苏轼知定州时，虽有备边拒乱之举，但因心情抑郁，加之每办一事朝廷多所掣肘，所以常常寄情山水之间，并在赏玩之际每每忆起“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故园山水，还蜀旭里之情油然而生。
他的《鹤叹》则以鹤拟人，抒写了他身在仕途的深沉感叹：
园中有鹤驯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鹤有难色睨予：岂欲臆对如鹏乎？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长胫阁瘦躯。俯啄少许便有馀，何至以身为子娱？驱之上堂立斯须，摊贩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及下趋，难时易退我不如！
“岂欲”句典出贾谊《鹏鸟赋》：“口不能言，请对以臆。”臆对，以心相对。贾谊在赋序中说：“鹏似号鸟，不祥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及为赋以自广。”所谓“自广”，就是自我宽慰，即借写赋来排遣心中的愁闷。这里作者代鹤作语，却有以贾谊自广之意。诗中的鹤是一个零落孤独、傲骨嶙峋的形象。结句用《礼记.表记》“事君难进而易退”语意。作者面对高傲的仙鹤自叹不如，正表现了他政治上不随人俯仰、随波逐流的态度。据《雪浪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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