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明琪 北魏时期著名的高僧昙曜，定州人，出生于石匠之家。他不仅是云冈石窟的创始人，他还是复兴佛教的功臣，也是创造佛教文化奇迹的巨人。
北魏时期，定州已成为北方地区佛教中心，其鼎盛期则是在一代高僧昙曜出现以后，据《诸山圣迹志》一书记载：定州“有大寺五所，禅院八所，小院四十所，僧尼三千余人。四时讲唱，梵钟如鸣，凡有所需，宫中恭备”，“佛寺皆精致，禁军无所犯”。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顶礼膜拜，虔诚信奉，由此可见定州佛教活动的兴隆。昙曜首开开窟造像之风，是开辟云冈石窟的鼻祖，为保护佛教、发展佛教、扩大佛教影响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的带动下，定州佛教事业蒸蒸日上。
据史书记载，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发生了诏令毁佛焚经坑杀沙门的灭佛事件，直到六年后文成帝继位，遂下令“复法”，佛教在北魏皇室的支持和信仰下大为发展，进入了崇佛的高潮时期。由于定州石刻造像工艺超绝，石匠人才众多，高僧昙曜奉旨携10万工师赴京待命，他到京后任沙门统，负责兴佛“复法”工作。为使佛教能够永远流传、发扬光大，不致因一时政治权利的迫害而使经像法物荡然无存，昙曜提出凿窟雕佛的建议，文成帝认为正可以借此忏悔祖父的废佛之过，同时也能为祖先追福，便很快批准了昙曜的建议，并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的支持。据《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自中山（定州）被命赴京。……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民间又称“昙曜五窟”。
和平六年，昙曜于武周山谷北面石壁开凿窟龛五所，分别以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为楷模，每窟镌造佛像一尊，皆高六、七十尺，窟高二十余丈，雕饰奇秀，气魄雄伟。据唐代道宣《续高僧传.昙曜传》记载：“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数量众多的云冈石窟群，至今令人叹为观止，成为我国佛教史上的代表作。
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孝文帝驻跸定州时命在定州城东北造五级浮屠，从塔基地宫中出土的玛瑙、水晶、波斯银币、玻璃制品等大量珍贵文物，我们就可看到当时最高统治者对定州佛教的肯定和支持程度。为给本朝七位帝王祈福而兴建的定州七帝寺（即今天开元寺塔所在的开元寺的前身，其寺已毁）雄伟壮观，金碧辉煌，寺内雕刻高达三丈八的弥勒像一尊和二菩萨像。仅弥勒像就用黄金690.46公斤，铜91.85吨，历时10年才完成。这几尊佛像的雕刻，还得到了皇亲国戚前定州刺史彭城王元勰、定州刺史城阳王元鸾的资助。可见定州佛教之所以兴盛，与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特别是定州佛教造像造型更加丰富，出现了思维菩萨像，雕刻绘画艺术更加高超，从发现的此时期的佛教造像上看，佛像上已采用彩绘贴金工艺，且背光上彩绘佛教人物故事，而且雕刻技法十分娴熟，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定州造像风格。此时期造像以上世纪90年代在定州城东北北魏塔基附近出土的五件汉白玉造像为主要代表。定州从佛教文化的传播，从佛寺的兴建数量与规模，从佛造像的雕刻水平上，使之当之无愧成为中国北方佛教活动的中心。
昙曜高僧一生不忘弘扬佛法，编译出大量经文著作，又奏请皇帝批准在州镇设立僧?户、僧?粟及佛图户制度，以此作为兴隆佛法之资。同时，昙曜也不忘家乡定州复佛兴寺之事，亲笔书写“兴福寺”，寺名源自“兴旺佛教，祈福百姓”，也寓意为“福祉兴起”。并派徒弟智能经五台至定州选址创建。智能出曲阳进入定州孟庄地界，只见这里河水湍急，沙丘连绵，四周幽静，遂决定在此建寺。宋宣和五年（1123年），苏轼之子苏过任定州通判时，曾在兴福寺内建亭勒石，撰文立碑，纪念昙曜高僧。
明建文帝二年四月（1400年）发生的“靖难之变”，也就是民间俗称的“燕王扫北”，定州所属各县成为这次战争的受害者。由于各地官民的大力抵抗，燕王的军队连受挫折，引起了朱棣的极大愤怒。于是每攻一地，便屠其城，赤其地，惨无人道地屠杀百姓，即所谓“燕王愤甚，燕京以南，所过为墟，屠戮无遗”，孟庄也不例外，民房寺院俱焚，村民僧人四下逃生。直到清康熙59年（公元1720年）定州居士钱至伦重修兴福寺，香火才重新兴旺起来。谁知二百年后兴福寺又遭兵灾，焚与战火，现仅剩重修兴福寺石碑和山门石刻横匾。现闻之我市已将被毁掉的开元寺、兴福寺列入地方重建规划，如果昙曜高僧地下有知，也许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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