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贡院（俗称考棚）位于城内东大街路北，是我国北方保存最完好的州属贡院。
贡院也称“贡士院”，是科举考试的专用场所。在古代，凡是献给皇帝的物品叫贡品，唯独“贡院”是贡献人才的。明清两代，各县选送考生到州、府应试合格后，由州府送至京师国子监学习的叫“贡生”。考取贡生是向仕途迈出的关键一步。贡生可以“见官不跪”，可以“免其丁粮，厚以廪膳”，并随时有殿试考中授官的可能。
清乾隆三年（1738年），定州州牧王大年约乡绅数十人，创修定州贡院。以后每逢岁科文武两考，居住在定州区域的考生都要汇集到这里应试。
贡院布局原为中轴对称式建筑群体，规模庞大，坐北朝南，依次为影壁、大门、二门、魁阁、号舍、大堂、二堂、后楼，大门两侧设东、西辕门，贡院西侧为演武厅、文昌宫、后宫等建筑。现影壁、魁阁、号舍、大堂、后楼基本保存完整。
魁阁又称正厅，是贡院的主要建筑，它面阔七间、近深九间，内部设中厅和侧廓，是考文贡生和秀才的正式科场，可容纳考生百余人。魁阁为明间九檩，庑顶三坡五脊，外观由七个攒尖顶组成，全貌呈品字形罗列，尤如鸿燕展翅，又宛如七星北斗横挂苍穹。正厅两侧朱红色粗大的圆柱中间，建有北斗楼，又叫魁星阁。魁阁门楣上有金字木匾一块，上书“笔参造化”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站在这通往“仕途天堂”的金字殿，让人顿和肃穆之感，当年考场的庄重气势也并未追随着科举制度的衰亡而溘然早逝，科举制度的魂魄已经融进贡院的骨骼。科举取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制度文化的体现，它所昭示的精神和理念价值是永恒的。它曾经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最公平的人才选拔任用制度，为确立文官治国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并成为一种趋势和追求，包括对知识的追求，对人才的渴望，和不问背景的公平竞争，是平民社会向上层社会争取平等权力的成功实践。遥想三百多年前，上百弟子为了自己的命运，在这里奋笔疾书，以盼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但不知又有多少失意的文人、潦倒的秀才发出了“今生造化低，来世不科举”的哀叹。
魁阁其顶上方塑以魁字神像一尊，一脚独立，一脚后翘，一手执笔，一手捧斗，二目凝视卷面，以示点选合格之士。在封建科举时代，当地应试者均携香烛、供果前来，以求能让魁星点斗，独占鳌头。
魁阁、号舍之后为大堂，大堂负有发号施令和监督全考场的作用，是考试期间，监临、监试、巡察等在此议事，收取封存试卷的场所。距大堂北30米以外是后楼，又称“揽胜楼”。为面阔五间的三层单檐歇山顶楼阁式建筑，两侧挂耳楼，廊下设两层木制栏杆的看台，系考官观看武贡生比武的场所，看台后的房间为考官住宿之用。登临其上，俯瞰贡院全景更能体味出金榜一线两重天的区别。出后楼北面小门隔道与“箭厅”相望，箭厅设有演武厅、文昌宫、马道等。建筑最南边的影壁，砖木结构，根基高大牢固，高2丈，长约6丈。壁顶琉璃瓦覆盖，外墙正中镶有龙的陶质图案，气势雄伟，是当年考生揭榜之处。正是在这块巨大的影壁前，无数在科举重压下的学子或仰天长笑或扼腕长叹。当时有诗云：“最怕明壁映残日，又是一年凄凉时。回望乡关灯明灭，可叹青发添白丝。”鱼越龙门的狂喜和名落孙山的愁怨穿越数载之后，已变成了斑驳的影壁和游人的一声长叹。魁阁与影壁间有两棵枝干虬劲的古槐，相传是乾隆六下江南，五过定州，到贡院巡视考生时亲手所植，人称“乾隆槐”，如今依然枝繁叶茂。
定州贡院是我国北方保存最为完整的科举制度的遗迹，是选拔贡生和秀才的重要科举场所。据资料记载，自清乾隆四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不到200年间，定州数百名状元、进士、举人、贡生当中，相当部分是由该院升迁发迹的。考取功名，为历代读书人所追逐，也为朝廷所重视。为了防止考场舞弊，各朝代都制定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和考场纪律。唐五代时，试院外墙高一丈五尺，内墙高一丈，内外两层，围墙一周遍覆荆棘，意在防止放榜时士子喧噪闹事，因名“棘院”。元朝有诗云：“棘院功名风雨过，柴门兄弟月偏多”，就是记此事。到了后来，凡入试考生，干脆被相互隔离开来，叫“棘围”，以防交头接耳。清顺治二年，曾明令规定：“儒生入场，细加搜检，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先于场前枷号一月，问罪发落。如有请人代之试者，代与受代之人一体枷号问罪。”如果搜检员役系知情咨隐者，一并问罪。到了乾隆年间，对考生施行了更加严苛的手段，规定帽子不准用双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衫袍俱用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卷袋不须装里，水注用磁，甚至糕饼也要切开。定州为京畿大州，是一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科举考试的程序和纪律同样严密和完善。每逢科考，考场内戒备森严。考生进贡院大门时，要进行严格的搜身，从头发、衣帽到鞋袜，以防考生身上藏有“夹带”，除自带笔墨、纸、砚及草卷、正卷纸各12幅外，不得携带它物。如发现有夹带，取消考试资格，送礼部严办。当考生进入考棚后，就要关门上锁，待贡院大堂鸣炮封龙门及号栅，考生即可搜肠刮肚，苦思冥想，做八股文章。为防止考场内外串联做弊，贡院四周内外两层围墙顶端布满带刺的荆棘。围墙的建筑质量坚实，砌砖用上等石灰、沙石全部加以糯米粉，即便大水浸泡，也经久不倒。墙外面也留有空地，严禁百姓靠近和搭建。
考生答卷，有几条规则：（一）考卷一律用墨书写，谓“墨卷”；（二）卷首先写考生姓名、年龄、籍贯及三代名讳，以及考生在校所习本经；（三）文字中应回避本朝皇帝的御名、庙号，并不许自序门第；（四）考试时禁止考生相互答问或请人代答，如答题未完而时黄昏，供烛三支，烛尽后不管是否答完，均须离开考场。
考生答卷（即墨卷）先交受卷官，然后由弥封官将姓名糊上，誊录官督人将墨卷誊录成朱卷并编上序号，经对读官校对后，墨卷掌试官封存，朱卷送主考、同考官审评，最后由考官决定名次。录取者的朱卷经与墨卷核对无误后，即张榜公布名单。榜上有名者即中试为秀才，算是有了“功名”，即任官的资格，并可参加第二年在省城举行的“乡试”，考取者叫“举人”，前五名叫“五魁”，其中第一名叫“解元”。“元”是第一的意思。“会试”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考中的叫“贡士”，其第一名叫“会元”。“殿试”，是由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合格的贡生进行考试，也叫“廷试”。殿试成绩分为三等，即一、二、三甲，并给予不同的出身。一甲取三人，赐“进士及第”，第一名叫“状元”，也称“殿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二、三甲各取若干名，分别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一甲三名在殿试后，立即授官，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进士需再经过一次朝考才授官，朝考最优秀者作翰林院庶吉士，其他人分别授予京官或州、县等地方官，有的作教官。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涌现出一大批政治、经济、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名高级人才，如实业家状元张骞、政治家探花张之洞、文史家探花商衍鎏、军事家会元谭延、教育家进士蔡元培等；有显著政绩、业绩的，如徐元文、刘统勋、刘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万、翁同和等。曾任三殿、三阁大学士者，就有100余人。由此可见，能够获得进士称号者，还要有一定的真才实学，首先要有“十年寒窗苦”的磨难，何况十年寒窗只是起码的条件，屡试不中者不乏其人。如果没有10年或20年的磨炼，如果没有一定的真才实学，不可能四级考试都能通过，也不可能成为著名的优秀人才。
科举制度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由于科举考试内容僵化，变的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视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都被大大的限制。大部分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作官，光宗耀祖。所以出现了吴敬梓笔下的《儒林外史》中的科场百态。再有一些官吏则是由保举或捐纳得来的。捐纳就是用钱买官，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财政支出激增，于是广行捐纳，产生了大批腐败昏聩的官吏。此外，封建社会中的恩荫制度和世袭制度，也产生了大批官吏。在封建社会里，考官受贿、考生作弊的情形一直存在着。如清康熙年间，大学士张庭玉之弟做主考官，由于皇太子买号贪污，其弟成为替罪羊而被处斩。清朝科考舞弊最严重的一次，是咸丰年间的一次乡试。户部尚书柏俊任主考。因其家人偷卷买号，案发后，涉及几十个官员被刑场监斩。乾隆年间，全国各地陆续发生了行贿买通学政巡抚而中秀才、贡生的案件。
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制约了人才的使用和社会的发展。到清光绪年间，因“戊戌变法”，废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光绪三十一年，在中国悠悠阅尽了千百余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定州贡院也因而成为了纪念与凭吊中国科举制度的“活化石”与物质遗存。
据《中山文化纵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