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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去想呼应谁”

时间:2012-12-17 16:53:00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

人物素描

温铁军已经“沉寂”许久。

一切都源于5年前那场戛然而止的乡村试验。

河北定州翟城村,本是华北平原上一个不起眼的村庄,距北京二百余公里。1926年,留美归来的晏阳初首先选定这里,作为他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的实践之地,由此,这场被称为“定县试验”的乡村建设运动,让翟城村名噪一时。1933年,社会学家李景汉又在此撰写了名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解剖麻雀般向世人展现了这片“天然完美的农业地”。

七十年后的2003年,三农学者温铁军带着他的团队来到了这里。当时,中国一个新的被称为“民生新政”的政治周期刚刚开始,中国正站在与“民国黄金十年”相比更高的十年增长的起点上,同时更具进步意义的是,“三农”问题正式进入决策视野,成为国家的重中之重。作为一直为农村问题鼓呼的学者之一,“温三农”等到了在实践中检验并发展理论的机会,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他的团队试图把翟城村建成“生态农业环保农村”的样板。在温铁军们看来,翟城村开始的新农村建设,与上世纪30年代那批知识分子的乡村试验一脉相承,“我们都是脚踏实地的知识分子,不是一般地踏在地上,而是踩在泥里水里的这样一批人,我们的现实感很强。”

但就像黑泽明的电影《七武士》中表现的那样,世代饱受苦难的农民面对精英们绘制的蓝图,总是会小心翼翼地保留着自己的算计。温铁军寄予厚望的合作社一开始就内外交困,不仅外部被有关部门查处,内部监督机制也不成熟,出现了理事搭便车的现象,被社员批为“以权谋私”。

而温铁军利用央视等主流媒体全力推销的生态化有机农业,也被村民质疑为难见效益。尽管温铁军一直劝说村民“要先忍得住,只有我们忍了两三年之后,才能告诉城里人说合作社的产品是最安全的。”但早已习惯了化肥农药换高产的村民应者寥寥。

下乡秀才们的理想之路走得并不顺利。但既然是试验,就总要有试错的过程,彼时的温铁军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他的团队只好把有机农业安排在乡建学院墙内的40亩地上。

但让温铁军没有想到的是,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持续十年,后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被迫中断,而自己倾注心力进行的生态化的立体循环农业试验也只持续了四年,就突然被外力终止了,并且是以一种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式。

2007年,翟城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宣布为“非法办学”,有关部门夜间出动百余人参与了取缔行动。因为有单位提前向培训人员“打招呼”,温铁军在学院取缔过程中保持了沉默,并且要求学院的工作人员顺从,“绝对不能有人受伤”,他说那是底线。

5年之后,当记者问他怎么看当时的情况,仰天沉默许久后,温铁军感叹:“今天我只能说,那是一个误会。”

也正是从那次挫折之后,温铁军从主流媒体“失踪”了。其实,从2003年成为央视年度经济人物开始,加之国家战略大调整,“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温铁军已成为媒体争相采访的焦点。“央视当时对我算是吃干榨净。”温铁军回忆,“甚至有一次将我按在他们那里一天,制作了可以连续播出一周的节目。”

作为90年代“三农”问题的提出人,温铁军当时也觉得自己有义务正本清源,将“三农”问题讲清楚。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作为一个学者自己不能总跟着媒体的节拍跳舞。而且随着“三农”问题讨论的普及,一些派性争论开始出现,这让被贴上新左派标签的温铁军很不适应,认为“无知者无聊”。他当时想,有一年的热度,应该就可以逐渐退出了。

乡村建设遇挫,使他真正得以逃离到聚光灯外,潜心于学术性的调查研究。因缘际会,他再次恢复起的一项研究——20世纪中国史述要——正是在他人生的上次挫折中开始的。

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正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当时正在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的温铁军,因为在某些具体政策上过多坚持了三农立场,与当时的经济决策层意见相左而被靠边站,“客观上不能再去干乡村试验工作了”。温铁军说,他现在理解了当时领导同志的决断是战略性的,“三农”问题让位于中国抗击东亚金融风暴带来的四年通缩,“我现在理解了,但当时认识不到。”

从1998年开始,“闲”下来的温铁军正好碰到有人出资30万元让他牵头做20世纪中国史经济卷的写作,这也就是今天他的新着《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的源起。温铁军说,这本书“很贵”。因为,从接到这个工作起,就开始到处搜集资料,甚至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去查阅国内没有的资料。之后,他初步理出来一篇文章《百年中国一波四折》,发表在《读书》杂志,基本构成了20世纪经济史述要的写作大纲。但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温铁军发现,他的研究成果跟当时价值对立的主流教科书都不符合,为此他去征求了一些老同志的意见,他们告诉温铁军,按照他形成的思路,这本书将是颠覆性的。显然,出书的时机尚未成熟,只能暂时放下。这一放,就是十几年。

当被问及今天《八次危机》的出版,除了大环境出现了变化,是否也在呼应新的政治周期。温铁军回答:“从1999年中国主要决策者提出以人为本,到今天提出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整体努力,这本书是我们顺应这个变化过程所形成的思考。但是,我并没有去想呼应谁。”当然,“我们也有足够的自信,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国际视野,决策部门早晚会从中借鉴的。”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马连鹏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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