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明琪
章学诚(1738～1801)，原名文悫，文镳，字实斋，号少岩，绍兴人，清代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和方志学家。章学诚幼年资质鲁钝，记忆力较弱，14岁方入私塾上学，20岁以后在学业上尤其是史学上才有了很大长进，曾被人视为“朽木”。但适得其反，章学诚从小勤奋有加，学而不辍，尤其对文史有浓厚兴趣，立志博览群书，追求学问。他“好深湛之思，隆冬盛夏读书，恒至午夜不倦，每有所得，辄笔之于书”。他在26岁时肄业于国子监，28岁曾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他从23岁第一次应乡试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考中进士，前后共十八年，经历7次考试，终于如愿以偿，也算是大器晚成。章学诚性格孤傲，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为官，但他却颠沛流离、远行数百里南下定州，倾己所有，尽己所能，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呕心沥血为地方培育了很多人才，对清中后期定州学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章学诚离京师南下定州讲学，那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初春的事。据相关史料记载，章学诚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家庭生活，家境当时十分拮据。他虽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但因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负。由于章学诚在京师生活无着落，于是他辞别家人赴曲阳，拜访浙江好友曲阳县令周震荣，请他帮忙谋职。经周震荣推荐，章学诚来到定州古城，入主“定武书院”，执鞭教学。
定武书院，“聘名儒集士子讲学”的处所，清乾隆三年(1738)由定州知州姚立德创建。书院初期有讲堂三楹，学舍数十间，清乾隆四十三年定州知州郭守璞重修，教学以“读孔孟之书，辟邪异之说，沽其身，励其行，朝夕砥砺观摩，共相期于远大”为宗旨，嘉庆二十三年(1818)知州袁俊改名“奎文”，道光二十八年(1848)知州宝琳捐资修葺，复名“定武”，光绪二十八(1902)年绅士王振?W、谷钟秀等改名“定武学堂”，1913年改为省立第九中学。
章学诚来到定州后，立即引起地方官吏和文豪绅士的关注，一些学子翘首以盼，期待名师大儒教学之成果。开讲之初，章学诚首先在书院订立《教诸生识字训约》，教导学生要“通经服古”，“文字之学，当以《说文》为主”，“音韵之书，《广韵》最为近古”，“训古之学，当以《尔雅》为宗”。章学诚提出“君子学以致其道”，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认识“道”，培养“有德有言”的良好素质，学好“修齐治平之道”的本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章学诚教授诸生与秀童，诲人不倦，教学效果显著。讲学自开始他就在学生中间收到了良好的反响，课堂气氛活跃，他与学生坦诚相见面对面交流，探讨相关问题，拨开他们心头的片片疑云，为定武书院的学术氛围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的元素。章学诚在定武书院里，根据每位学生的不同情况，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发展方向。他强调，在儿童启蒙教育中，更应根据儿童的天性和心理特点，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他指出：“为童幼之初，天质未泯，遽强以所本无，而穿凿以人事，揠苗助长，槁固可立而待也。夫凤雏出，不必遽能飞也；急以振翼为能事，则藩篱雀，何足喻其多哉！”（《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一《论课蒙学文法》。）如果不尽可能地发挥其天资，而是拔苗助长，急于求成，那么，无异于摧残幼苗。很多学生从最初的仰慕名师大儒，发展为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相互引为知己，树立一代新学风。满腹经纶的章学诚，“秉承经世致用，执教参政之传统，教学历史，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事半功倍”。章学诚也因学生共鸣崇拜，名声鹊起，一时求学者络绎不绝，定武书院也成为当时北方的知名书院。
在教学内容上，章学诚提出“通经服古”的要求，认为经史之学乃是第一大学问，以经史教育学生，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坚决反对以科举时文为教学主要内容的做法，认为那样不仅事倍功半，而且还会误人子弟。章学诚在定武书院主讲时，对那些“天资尤敏慧者”，谆谆“教以通经服古”，并说：“今学者以通经服古为迂谈，而剽掠浮薄时文，以为取青紫如拾芥矣。究之所求未必得，而术业甚陋，不可复问。以不可多得之聪明岁月，而为是朝成夕毁未可取必之时文，虽至愚者不为。”（《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二《定武书院教诸生识字训约》。）
教学之余，章学诚曾作《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总结教学之体会。他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学以致其道”，培养对社会的经世有用之才；他主张将传统的经史典籍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强调“通经服古”，反对以“八股”为中心。他在《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中谆谆教导诸生，人到中年以后，人事蹉跎，不可能再闭户十年，专心读未读之书。这个时候，只有在聚徒讲学时，边教边学，“日与讲解，孜孜不倦”，“则惟教学半，其裨补当不浅矣”。这样，“学徒既得成就”，而教师的水平，“亦日浸润于古，而不自知矣”。章学诚在教学中总结出许多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让每个受教育者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更有效地掌握知识，最终实现教学目标”。
章学诚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起，就坚持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期间他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还曾到定州、保定、归德等地书院讲学。由于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等原因，他精心编辑12年的《史籍考》也未能问世。《文史通义》生前也只刻印了篇目，道光十二年(1832)其次子首次刊印了8卷。章学诚去世120年后由刘承干搜集整理出版了《章氏遗书》。“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藉笔墨营生，往往为人撰述传志谱牒，辄叹寒女代人作嫁衣裳，而己身不获一试时服。”这是章学诚的真实写照。章学诚一生仅注重讲学，传道授业，学术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但其教学理念对后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愧为乾隆朝一代名师。
章学诚(1738～1801)，原名文悫，文镳，字实斋，号少岩，绍兴人，清代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和方志学家。章学诚幼年资质鲁钝，记忆力较弱，14岁方入私塾上学，20岁以后在学业上尤其是史学上才有了很大长进，曾被人视为“朽木”。但适得其反，章学诚从小勤奋有加，学而不辍，尤其对文史有浓厚兴趣，立志博览群书，追求学问。他“好深湛之思，隆冬盛夏读书，恒至午夜不倦，每有所得，辄笔之于书”。他在26岁时肄业于国子监，28岁曾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他从23岁第一次应乡试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考中进士，前后共十八年，经历7次考试，终于如愿以偿，也算是大器晚成。章学诚性格孤傲，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为官，但他却颠沛流离、远行数百里南下定州，倾己所有，尽己所能，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呕心沥血为地方培育了很多人才，对清中后期定州学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章学诚离京师南下定州讲学，那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初春的事。据相关史料记载，章学诚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家庭生活，家境当时十分拮据。他虽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但因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负。由于章学诚在京师生活无着落，于是他辞别家人赴曲阳，拜访浙江好友曲阳县令周震荣，请他帮忙谋职。经周震荣推荐，章学诚来到定州古城，入主“定武书院”，执鞭教学。
定武书院，“聘名儒集士子讲学”的处所，清乾隆三年(1738)由定州知州姚立德创建。书院初期有讲堂三楹，学舍数十间，清乾隆四十三年定州知州郭守璞重修，教学以“读孔孟之书，辟邪异之说，沽其身，励其行，朝夕砥砺观摩，共相期于远大”为宗旨，嘉庆二十三年(1818)知州袁俊改名“奎文”，道光二十八年(1848)知州宝琳捐资修葺，复名“定武”，光绪二十八(1902)年绅士王振?W、谷钟秀等改名“定武学堂”，1913年改为省立第九中学。
章学诚来到定州后，立即引起地方官吏和文豪绅士的关注，一些学子翘首以盼，期待名师大儒教学之成果。开讲之初，章学诚首先在书院订立《教诸生识字训约》，教导学生要“通经服古”，“文字之学，当以《说文》为主”，“音韵之书，《广韵》最为近古”，“训古之学，当以《尔雅》为宗”。章学诚提出“君子学以致其道”，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认识“道”，培养“有德有言”的良好素质，学好“修齐治平之道”的本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章学诚教授诸生与秀童，诲人不倦，教学效果显著。讲学自开始他就在学生中间收到了良好的反响，课堂气氛活跃，他与学生坦诚相见面对面交流，探讨相关问题，拨开他们心头的片片疑云，为定武书院的学术氛围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的元素。章学诚在定武书院里，根据每位学生的不同情况，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发展方向。他强调，在儿童启蒙教育中，更应根据儿童的天性和心理特点，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他指出：“为童幼之初，天质未泯，遽强以所本无，而穿凿以人事，揠苗助长，槁固可立而待也。夫凤雏出，不必遽能飞也；急以振翼为能事，则藩篱雀，何足喻其多哉！”（《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一《论课蒙学文法》。）如果不尽可能地发挥其天资，而是拔苗助长，急于求成，那么，无异于摧残幼苗。很多学生从最初的仰慕名师大儒，发展为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相互引为知己，树立一代新学风。满腹经纶的章学诚，“秉承经世致用，执教参政之传统，教学历史，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事半功倍”。章学诚也因学生共鸣崇拜，名声鹊起，一时求学者络绎不绝，定武书院也成为当时北方的知名书院。
在教学内容上，章学诚提出“通经服古”的要求，认为经史之学乃是第一大学问，以经史教育学生，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坚决反对以科举时文为教学主要内容的做法，认为那样不仅事倍功半，而且还会误人子弟。章学诚在定武书院主讲时，对那些“天资尤敏慧者”，谆谆“教以通经服古”，并说：“今学者以通经服古为迂谈，而剽掠浮薄时文，以为取青紫如拾芥矣。究之所求未必得，而术业甚陋，不可复问。以不可多得之聪明岁月，而为是朝成夕毁未可取必之时文，虽至愚者不为。”（《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二《定武书院教诸生识字训约》。）
教学之余，章学诚曾作《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总结教学之体会。他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学以致其道”，培养对社会的经世有用之才；他主张将传统的经史典籍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强调“通经服古”，反对以“八股”为中心。他在《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中谆谆教导诸生，人到中年以后，人事蹉跎，不可能再闭户十年，专心读未读之书。这个时候，只有在聚徒讲学时，边教边学，“日与讲解，孜孜不倦”，“则惟教学半，其裨补当不浅矣”。这样，“学徒既得成就”，而教师的水平，“亦日浸润于古，而不自知矣”。章学诚在教学中总结出许多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让每个受教育者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更有效地掌握知识，最终实现教学目标”。
章学诚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起，就坚持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期间他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还曾到定州、保定、归德等地书院讲学。由于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等原因，他精心编辑12年的《史籍考》也未能问世。《文史通义》生前也只刻印了篇目，道光十二年(1832)其次子首次刊印了8卷。章学诚去世120年后由刘承干搜集整理出版了《章氏遗书》。“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藉笔墨营生，往往为人撰述传志谱牒，辄叹寒女代人作嫁衣裳，而己身不获一试时服。”这是章学诚的真实写照。章学诚一生仅注重讲学，传道授业，学术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但其教学理念对后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愧为乾隆朝一代名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