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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市博物馆展陈的珍贵文物---透雕神仙故事玉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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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黄釉鹦鹉壶
据河北新闻网报道定州，是联合国地名组织命名的“千年古县”和“河北省十大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上，它曾是辐射周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大量的文化瑰宝。而这片土地上孕育的定州市博物馆，藏品之多、规格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珍贵的藏品以汉代和宋代为主，彰显着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同时，它们又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传递着这座文化名城的历史回声，讲述着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文明与创造。
展示汉代中山国首府风采
第一次来到定州市博物馆，很多人会为博物馆的外观而赞叹：这座建筑以“中山文化”为依据，用现代化的建筑语言重新诠释了台地、斗拱、坡屋顶等建筑元素，飞檐斗拱间尽现大汉王朝的恢宏气势。
定州市博物馆原馆址在定州文庙。四年前，博物馆新建项目正式启动，如今，珍贵的馆藏已经全部“入主”新馆，重新开放也正进入倒计时。
不过，看到博物馆的建筑外观，尤其是参观了展陈有两件珍贵文物的重量级展厅《汉家陵阙》后，很多人可能会心生疑惑———为什么“中山文化”特别是“汉中山文化”，会与定州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并成为定州市博物馆着力打造的特色。
“定州是汉中山国首府。”定州市博物馆副馆长杜会平介绍，定州历史悠久，是河北省三大主要历史文化之一“中山文化”的主要发祥传承地。其中，在定州“中山文化”中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便是它曾作为汉中山国首府的历史。
公元前154年，西汉景帝封皇九子刘胜为中山靖王，都卢奴（今定州），设中山国，自此，西汉、东汉十七代中山王在此绵延达329年之久。
“据记载，中山封国有户16万，人口66.8万，领14县，在20余个诸侯国中居第三位。考古调查研究显示，两汉十七代中山王中除刘胜、刘竟、刘衎外，其他中山王及其陪葬墓均在今定州境内。”定州市博物馆讲解员苏孟菲介绍，定州市近郊遗存大量汉墓，经专业调查确认，共发现并编号281座，统称为汉墓群。1959年以来，先后有中山简王刘焉墓、中山穆王刘畅墓、中山怀王刘修墓等进行了考古发掘。
而这也为博物馆提供了丰富的馆藏资源，其中不乏珍品。仅仅从中山穆王刘畅墓，便出土了两件珍贵文物。
其中一件便是汉玉瑰宝———青玉龙螭衔环谷纹璧。
在定州市博物馆《汉家陵阙》展厅单独开辟的一个独立展柜里，我们得以一睹青玉龙螭衔环谷纹璧的芳容。只见它体形硕大，通高30.5厘米，厚约1.1厘米，由青玉雕制而成，在青绿主色中，玉璧边缘还沁着红褐色。璧面以浮雕技法饰以规整的谷纹，上部透雕龙螭衔环形象，一龙一螭身体修长，以阴刻线勾勒口、眼、鼻、耳及足爪，同衔一环，好似相向争斗嬉戏，情趣盎然。两侧各透雕形体
较小的一龙一螭，生动活泼。
“此璧用料巨大，琢磨规整精美，纹饰疏密有致，造型古朴大方，为死者生前地位、财富的象征，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一块玉璧。”苏孟菲说。
在与青玉龙螭衔环谷纹璧相邻的独立展示空间里，展示着另一件珍贵文物———透雕神仙故事玉座屏。
这件玉座屏由四块新疆和田黄玉片组合而成，座屏两侧的支架表面透雕加线刻的翼龙、螭虎，代表了东西方位。玉座屏的主体为上下两块透雕的半月形玉片。上层正中透雕“东王公”形象，盘膝高坐。下侧正中为“西王母”形象，头部两侧有日月相照，左右两边各透雕跪着的羽人，周围有灵禽异兽等。
“这件玉座屏为供奉之物，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也是唯一的玉座屏。”苏孟菲介绍，屏风至迟是在西汉时期出现，玉屏风和座屏也常见于记载，但出土的实物仅此一件，足见其珍贵。
“考古发掘显示，定州已经发现和清理完成的中山王墓葬规格都很高。”杜会平表示，这些丰富精美的出土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为研究汉代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同时，这些文物，也是见证定州作为汉代中山国首府这段辉煌历史的珍贵凭证。
古代定州佛教文化的印证
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定州的辉煌并不仅仅止于曾为汉中山国首府，它也曾是中国古代北方地区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
步入博物馆的《北朝佛陀》展厅，展柜中深灰和白色相映的主色调，营造着端庄肃穆的佛教氛围。展陈的佛教造像，运用了浮雕、透雕、描金彩绘等多种艺术手法，双尊像、龙树、基座上雕双狮、博山炉、化生童子、力士、供养人等是其鲜明特色。
只见这些造像绝大多数都以定州白色大理石雕刻而成，表情生动、造型饱满优美，洁白的定州白色大理石将造像上鲜艳瑰丽的彩绘映衬得更加光彩绚烂。
“佛教文化经过千百年的发展，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杜会平介绍，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魏晋开始流行，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时衰世乱，人们都试图从佛教中寻求解脱与慰藉。随着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的到来，佛教造像的需求急剧扩大。由于定州地处太行山东麓平原，交通便利，同时境内曲阳盛产优质白色大理石，并且具有悠久的雕刻传统，自北魏开始，以定州白色大理石为主要材质的定州白石佛教造像，便大量生产并流传各地，定州成为中国北方佛教造像中心。
不过，定州成为中国北方佛教造像中心，也与定州的重要地位密不可分。
“定州一直是我国古代北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商贸中心。”杜会平解释，公元前两千多年，五帝之首的尧受封为唐侯，在定州唐河两岸筑唐城。商代为贵族方国，春秋时期齐相管仲在此筑城，战国时为中山国国都，汉代分封诸侯时又设为中山国首府，南北朝时后燕曾定都于此，公元400年始称定州，后历代设州置府。“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繁荣，促进了佛教在这片土地上的盛行。”
据《诸山圣迹志》一书记载：后唐时，定州“有大寺五所，禅院八所，小院四十所，僧尼三千余人。四时讲唱，梵钟如鸣，凡有所需，宫中恭备”。
除《北朝佛陀》展厅，定州市博物馆还有一个展厅与佛教有关，这就是《地宫秘藏》展厅，主要展示了定州北宋静志寺塔基地宫、净众院塔基地宫的出土文物。
虽然两个展厅所展文物的侧重点不同，但无不是佛教在定州盛行的印证。
杜会平介绍，两座塔基地宫完整出土800余件文物珍宝，包括舍利供具、佛教造像、香具法器等。“且不说用七重棺供奉的佛教圣物佛骨舍利，也不说描绘佛祖涅槃的宋代壁画和琳琅满目的各类佛前供物，单单一组木雕力士像和一对铜鎏金天王像，绝对称得上是神品无双。这些精美的文物，体现了定州经济的繁荣和手工业的发达，也是佛教研究和宋代考古的重大发现。”
参观《北朝佛陀》展厅，人们会发现，博物馆所藏北朝佛教造像，除一小部分完整外，其余大部分是残缺的。
“这与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有关。”杜会平介绍，南北朝以来，由于佛教迅猛发展，严重影响政府的兵源、财源，于是政府就采取行政手段强行废佛，焚毁经像，令僧尼还俗，没收寺院财产。历史上较大的灭佛行动有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唐武宗灭佛和后周世宗灭佛，历史上称三武一宗灭佛。
定瓷背后的工艺创新
“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
拥有这一美誉的，便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定瓷，它们虽没有绚丽多彩的颜色，却自带素洁、含蓄、典雅之美。由于窑址位于古代定州辖区内的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一带，故称定窑。
在定州市博物馆，就展陈着定窑瓷器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珍贵文物———定窑白釉刻花龙首净瓶。
它造型挺拔，高度达到了60.9厘米，对于以小型器物为主要产品的定窑来说，这样的大器十分少见。这件器物不仅形体高大，造型也十分隽秀：瓶细长颈，颈上为仰覆莲瓣纹，中部为覆莲纹相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圆肩、鼓腹，造型尽显丰腴之美。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瓶肩部一侧还塑有龙首形短流，龙首高昂、怒目，张口露齿，下颌还有一缕龙须，造型生动，惟妙惟肖。
“作为中国古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创烧于隋唐，经晚唐五代发展至北宋达到高峰，终于金元，历时达700余年。这件白釉刻花龙首净瓶是定窑不可多得的佳作，代表了定窑的最高水平。”
苏孟菲介绍，定窑在学习邢窑的基础上多有创新，在釉色上呈现了一种白中泛青、泛黄的灵动跳跃感，并注意吸收丝织、刺绣、绘画、书法、铜镜、金银器等艺术门类的有益元素，在装饰内容与技法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最终超越邢窑而成为北方白瓷的制作中心，并曾一度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除了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外，还作为外贸商品远销国外。
在博物馆的定瓷精品《天下大白》展厅，一个只有巴掌大小的定窑白釉“官”款金银扣花口盘，同样值得细细品味。
只见这个小小的盘子像一朵盛开的五瓣花，在盘沿上，还有一圈鎏银片严丝合缝地包套在口沿上，底部还划刻着一个“官”字。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口沿的包套略有缺损而且金属已经氧化为暗黑色，但精致的盘形、细致的做工，不禁让人惊叹这方寸之间精心缔造的美感。
“金银棱扣，指在漆器、瓷器等器物的口边、足边包镶一圈金属箍。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包镶金银棱扣的漆器，并逐渐演化为一种流行时尚。”
杜会平介绍，北宋时期，定窑发明的支圈覆烧叠置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影响了包括景德镇在内的诸多窑厂，形成了地跨南北的定窑体系。所谓支圈覆烧迭置法，就是将瓷器覆过来装在有支圈或筒形梯状支具的匣钵内焙烧。
“采用此法可提高装窑数量，但却容易形成芒口。包镶金银棱扣后，芒口这一缺陷不仅被巧妙掩盖，还迎合了社会流行时尚，可谓一举两得。”杜会平解释道。
“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这是定瓷享有的美誉。不过，白色却并非定瓷的唯一色彩。在《天下大白》展厅，黄釉鹦鹉壶、黑白釉瓷轿、绿釉莲荷游鸭纹枕……除白釉外，一件件釉色多样、器型丰富的艺术珍品，也带给人耳目一新的定瓷之美。
或端庄大气，或小巧精致，这些泥土和烈火幻化出来的精灵，将雕塑和绘画等艺术融为一体，展现着定瓷之乡里人们辛勤的创造和心手相应的艺术审美，并用触手可及的历史，讲述着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文明与创造。
（记者周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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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均由定州市博物馆提供
